中华五千年，有宋，天水一朝。近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也曾在《赠蒋炳南序》说到：“尚气节而羞势利,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永远之瑰宝。”
众所周知，有宋一朝在我们的印象里就是“积贫积弱”，当然，这里所说的贫弱仅仅是指北宋时期的军事外交情况，在文治武功方面远比不上汉唐盛世，但是经济的发达、文化的昌明、思想的繁荣则远超汉唐。
北宋初期，社会经济的繁荣奠基了文化的繁荣昌盛，有宋一朝，文星璀璨。有珠玉词在前，总领新政的晏殊，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有王佐之才，显忠显德的富弼，有历任四朝，出将入相的文彦博，也有千古伯乐，文章大家的欧阳修等名流。
今天就说说醉翁居士——欧阳修
景德四年，欧阳修出生于绵州，作为家中独子的欧阳修，自幼喜爱读书，常从别人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欧阳修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
天圣七年春天，欧阳修就试开封府最高学府国子监。同年秋天，欧阳修参加了国子监的解试。欧阳修在国子学的馆试、国学解试中均获第一名，成为监元和解元，又在第二年的礼部省试中再获第一，成为省元，也算是“连中三元”。天圣八年，由宋仁宗赵祯主持的殿试在崇政殿举行。殿试放榜后，欧阳修被仁宗皇帝唱十四名，位列二甲进士及第。
步入仕途的欧阳修，结识了各路青年才俊，结交了各部政要贤才。当时的仁宗朝，内有冗兵、冗官、冗费，开支巨大，国家财政亏空；外有辽国契丹、西夏党项为祸边境。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景佑三年，范仲淹着手呼吁改革，他把社会问题归咎为腐败。最终，范仲淹的改革冒犯了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打击，被贬饶州。欧阳修作为拥护新政一派也受牵连，被贬为夷陵县令。
康定元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庆历三年，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成为革新派干将，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但在守旧派的阻挠下，新政又遭失败。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为滁州。
贬嫡滁州期间，作《醉翁亭记》，歌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欧阳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爱读韩俞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
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体内容，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并非“有德者必有言”。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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