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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理工大学学生陶崇园，因为不堪导师的压迫而跳楼自杀，这一件耸人听闻的大新闻，却因为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一直被压着。
而事情原委不明之际，当事人的家属却急急忙忙在微博上道歉，接着又删除微博，重新申诉，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这个魔幻现实主义国度的奇幻性。
事情无疑义的一面，是通过家属发出来的微信截图，可以看到陶崇园确实受到导师王攀无端的凌辱，不但被要求“叫爸爸”，洗衣端饭找眼镜，还被阻止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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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终跳楼，不堪导师凌辱至少是原因之一。
类似的新闻在中国并不鲜见，每一次出来，有人愤怒，有人感叹，还有人在冷嘲热讽。
2013年，台湾士兵洪仲丘在退伍前夕，因为遭到军中欺凌，被命令进行不当操练而暴卒，而曾经在陆军官校的备役少将孙乃权则表示“老兵训新兵、学长训学弟”是“很正常的”，并且表示“现在的年轻人”“受挫能力太差了。”
有些声音刺耳是因为它们戳穿了谎言，让我们直面残酷的真相，有些声音刺耳则是因为它们蠢，比如：“现在学生太脆弱了，一点点挫折都受不了！”“这一代人太娇弱了，受不起一丁点的委屈！”以及“现在的孩子啊，从小娇生惯养，都没有以前那么吃苦耐劳了。”
如果一个学生为了学业，背下了一本《五年高考，三年模拟》，那叫吃苦耐劳；如果一个学生被导师威逼利诱，干一些不属于份内的杂活，甚至被逼迫着如亲儿子一般侍奉导师，那就叫受辱。
吃苦和受辱不一样，就像卖淫不能混同成被强奸，前者不论多不堪，都是自己的选择，后者则是被伤害与被压迫。
再有一种声音，则是：“哎呀，忍一忍就过去了。”“现在受一点委屈，以后会有回报的。”“你现在不听他的，才是真正的吃亏！”
这也是中国文明向来推崇的态度，类似的格言中国人不少听见，高大上版本的，有：“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恶毒一点，则有：“为人学得乌龟法，得缩头时且缩头”。
还可以举例，卧薪尝胆啊，韩信受胯下之辱啦之类的，苏轼写《留侯论》，便说了，“匹夫见辱”才“拔剑而起”。隐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那些不能忍辱负重而逞一时之气，或拔剑或跳楼的，总是被指责被嘲笑。
电影《驴得水》里，体育老师周铁男原本是一个勇敢的热血青年，结果被特派员的人往脑袋上开了一枪，侥幸没死之余，他从地上爬起来哭着说：“求求你别杀我！”从此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凡事都以特派员为先的应声虫。当小女孩孙佳拆穿他的懦弱，指责他同流合污的时候，他说：我现在只有委屈求全，才有机会变得强大，才能报复他们。并且反过来指责试图反抗的孙佳“太幼稚”和“不懂事”。
而在昆汀的电影《被解放的姜戈》里，克里斯托弗·沃尔兹扮演的赏金猎人，费劲周折，终于跟奴役黑奴的庄园主签订了合约，要把姜戈的老婆赎出来，结果庄园主要求两人必须握手才算正式签订合约。赏金猎人觉得跟一个奴隶主握手，是对自己人格的侮辱，直接拔枪干掉了对方，导致事情功败垂成，还害得姜戈差点被阉掉。（洋鬼子不尊我中华圣人教化，下场如此，足为后世戒。）
东西方两部电影里，两个不同的角色，在受到冒犯时，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对于西方人来说，人格是重要的，个人尊严不能容许分毫的冒犯。而在周铁男式的中国人眼中，似乎没有什么个人尊严的概念，为了能够达到更高的目的，他可以随时接受折辱。
王小波说，他在外国时，发现西方人思考事情的出发角度有两个，一个是国家尊严，一个是个人尊严，两者就像经纬线交加，而一回到中国，就只看到经线，一根纬线没有。
梁漱溟先生说的，中国文化的最大缺失，在于个人永不被发现。
中国文化认为“仁者，人也。”“仁”是一个“人”字旁加一个“二”，也就是说，至少要在二人及以上的关系中，才能对一个人进行定义——“他是所有人际关系的总和，如果将这些社会关系都抽空了，‘人’就蒸发掉了。”（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如同鲁迅说的，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个“吃人”的社会。因为这个社会总是把人视为所有关系的总和，拒绝承认一个人在脱离掉所有社会关系之后，还存在一个独立的人格与个体的尊严。
既然一个人没有独立人格，当然说不上什么人格尊严，更谈不到去维护个人的尊严。
举个例子，有明一代，设立了一种廷杖制度，凡官员触怒皇帝，就可以直接当堂拿下，按在地板上打屁股。可偏偏还有很多大臣愿意冒犯天颜，屁股往皇帝的板子底下凑。因为这样做，虽然个人的尊严受到折辱，但做为一个官员的尊严的却保持了下来，靠个人被折辱，官员们证明了自己是敢于进言、刚正不阿的忠臣、直臣，可以标榜史册。
说白了，对于我们这个骨子里就信奉实用主义，又热爱生存权谋的民族来说，尊严不过是人际博弈的筹码，尊严受辱，不过是为了夺取最终胜利的权谋策略：
卧薪尝胆，是为了日后反咬一口；
忍胯下之辱，是为了能够有机会展翅高飞；
被廷杖折辱，是为了完成臣子的责任，顺便再博得令名......
一切向目的看齐，至于过程中掉落的尊严，对一个没有个人意识的民族，又算得了什么呢？
回到陶崇园这件事上，在掌握着自己的前程命运的强势导师面前，贫困家庭出生的陶崇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弱者，留给他的抗争空间并不多，所以他最终只能靠最极端的方式，来保持那仅有的一丁点的个体的尊严。
跳楼固然不值得提倡，但它至少证明了一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不再把无端的挫折视为生命中应有之事，不再把被人折辱视为命运的考验，不再把施加于自己身上的不公视作所谓的“天降大任”之前的“苦其心志、饿其体肤”，不再为了能够取得更好的实际利益，而把自己的尊严当成交换的筹码。
那些指责他“不懂事”与“太脆弱”的人，也许从来不曾体会过尊严的重量，对他们来说，为虚无缥缈的人格与尊严去以命相抗，远不如把受辱当策略，以换取更多的实利，得到上升的渠道。
在这些荒唐的指责声中，包含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某些暗斑：明明不敢于维护自我的尊严，却把怯懦当成某种文明规则；明明把忍受折辱视为权谋手段，却把这种自私视为高贵德行与人生智慧；明明饱受不公与屈辱，却不懂得抗争，反而洋洋自得于自己抗挫能力强大，麻木地嘲讽那些更勇敢的人。
陈丹青说，自己到美国，第一印象，就是满大街都是“没受过欺负的脸”。
而在漠视个人尊严的国度里，每个人不是被欺负，就是被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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