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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陶崇园的事情还在发酵，知道跳楼消息的当天晚上，我给在重庆读研究生的好朋友打了个电话。
我们是大学的死党，我人生第一次穷游就是跟着她混的，28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后，我们拖着肿胀的双腿找到破旧的小旅馆，阳光照在污迹斑斑的血红色窗帘上，看起来像惊艳的红珊瑚水晶。
宁夏干得不行，太阳也足够刺眼，现在想起来，仿佛脑海中有人开了闪光灯在拍照，咔擦一声，全是刺眼的光斑。
我们把衣服脱了，穿着胸罩在窗帘前凹造型，阳光一跳一跳的，脖子上胳膊上后背都能看清发光的细密的绒毛，皮肤白皙干净，似乎能看到血管里血液的汩汩流动。
我们嘻嘻哈哈地倒在床头，忽然觉得腿上一阵酸痛。
长久的硬座使得双腿血液流通受阻，此刻小腿已经肿的像个胖胖的白萝卜，脚踝也鼓起来把鞋子撑得变了形，于是忙不迭睡在床头，将双腿靠在墙上以缓解酸痛。
两张脏兮兮的双人床，两个穿着内裤倒立的人昏昏欲睡，我转头望向她，鼻子因为接近床单而闻到了一股强烈的脚臭味，我问，你还好吧。
当然，一切都好，她说。
那时确实是好，60块的旅馆也好，一盘12块的鸡蛋番茄拌面也好，一块坍塌的城墙也好，一张油漆斑驳的公园长凳也好，我们不敢错过一砖一瓦，也不分好坏优劣，来到面前的一切都照盘全收。
那时我们坚信，所谓的理想和自由，一定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当然我们也确定，绝不会在当下的生活里。
离成都1300多公里，我们还是没有找到。
大三的时候她准备考研，我还是继续在学校混日子，等到她兴冲冲地说自己考上了的时候，我已经开始了我实习的第三份工作。
不同城市，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身份，我们的联系愈加少了，喝杯奶茶也能吹四个小时牛逼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零零星星的朋友圈中能了解到对方最近的消息，各自以为对方过得安好，不打扰真的是彼此的温柔。
但是当她在另一个城市接起我的电话时，我就知道，大家其实过得没有那么好。
二
寝室还是有斗争，朋友没有那么好交了，论文永远写不完，同学间的竞争尤为激烈图书馆老是呆不够，她想继续深造但爸妈实在操心一个女孩的将来，同龄人都在工作赚钱了她却还在花爸妈的钱读书.....
我总是爱说羡慕她的话，毕竟出来工作的人都觉得象牙塔里的生活依旧是我们的小美好。
她又问起我，我说出了社会才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是，也没有什么出彩的技术，一天浑浑噩噩的，下班回来倒头就玩手机睡觉，周末就在家里睡两天，交友社交什么的，基本为零。
她也开始说羡慕我的话了，毕竟在她看来，能上班挣钱是最自由最快乐的事情。
好吧，我们都待在各自的围城里，兀自对墙外的生活望眼欲穿。
在和她又将近三个小时的聊天中，我发现一个事情，那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低谷期，孤立无援，绝望透顶，但除了自我救赎，别无他法。
尽管我们在开头都会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祈祷生活中突然出现这么一个人来解救我们，帮我们做好决定，指明前方的路，但事实上，大部分人运气都不好，这个人也从来不会出现。
她说在自己最低谷的时期，她尝试和很多朋友打电话谈心，大吐苦水，时间一久大家都疲劳了，并且自己的情况并没有显著的改变。
我说那你幸亏没有给我打电话，一次两次我可以听你说，但多次了我肯定会烦的，因为大家都过得不那么好，如果还要花精力来消解你的负能量，精力肯定是不够的。
无论如何，自己的事情还是只能自解决。
三
那天看《奇葩大会》，里面有个人像摄影师的经历引起了全场的共鸣。
她背后的提示词是，为什么拍照一定要笑？
在拍片过程中，她捕捉到了很多人流泪的照片。
生下了残疾孩子的企业高管、遭遇父亲家暴的上市总裁，每个人笑起来都千姿百态，但哭起来却大相径庭。
于是她在节目里说——悲伤是需要被看见的。
悲伤确实是需要被看见的，它可以被很多人看见，但人们纠结的点在于，它始终不会被悲伤里的另一个主人公所看到。
被看见并不是结果，被理解才是，最重要的是自己去理解。
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是一个不停解释的过程，我们首先说服自己做决定和判断，然后我们希望得到别人的理解，于是对于任何人的不满和误解，我们都花费时间和精力和辩白。
有时我们对自己解释通了，却不知道如何向别人开口；
有时候给别人解释通了，自己却下定不了决心去做；
人们说话是不用负责的，所以对于别人，大家总有一大堆看起来有道理的意见和批评，好像跟着他来你就是正确的。
但凡你要反驳一次，他就会痛心疾首般地劝阻和挽留，仿佛你即将要做的事会毁了他的将来似的。
只是每次我一想，无论事情的结果怎样，都是我自己来承担和消化，我觉得花费力气去求得别人的理解的认同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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