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Aghion, Philippe, Jing Cai, Mathias Dewatripont, Luosha Du, Ann Harrison, and Patrick Legros.2015."Industrial Policy and Competition."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7 (4): 1-32.
接下来由我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所用到的数据和主要变量定义。
1、背景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积极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为促进关键部门投资，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包括关税保护、低息贷款、税收减免、补贴等。表1的描述性统计展示了样本期内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受到不同产业政策的情况。
第1行报告了从政府获得补贴的企业比例。1998年，有9.4%的企业获得补贴。该数字在2004年达到15.1%的高点，2007年下降到12.4%。国有和外资企业获得补贴的比例更高，民营企业接受补贴的比例较低。
第2行显示的是样本期内获得税收优惠的企业比例。从第二行可以看到，在样本期内，将近50%的企业获得税收优惠。其中，国有企业的税收减免比例最低，外资合资企业的税收减免比例最高。2003年，高达59%的外资企业获得税收优惠，而国有企业只有36.5%获得税收减免。
本文根据企业报告的利息和流动负债总额，计算出贷款的实际利率。第3行报告了贷款利率的平均水平。1998年，企业支付的平均利息率为5.57%。样本期内，利息率稳步下降，2004年降至2.7%的低点，2007年升至3.3%。在不同的所有制企业中，国内民营企业面临的实际利率几乎是国有企业的两倍。
第4行报告了1998年至2007年的平均进口关税。由于关税是在全国范围内按行业部门制定的，因此不同类型企业的关税没有明显差异。在样本期内，平均关税率大幅下降，从1998年的平均20个百分点下降到2007年的平均10个百分点。关税率的最大降幅出现在中国加入WTO的2001年。
表2报告了1998年至2007年不同制造业部门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平均水平。可以看到，不同部门之间的产业政策强度存在明显差异。例如，计算机和电信部门的利率非常低，平均为1.8%，但利率在非金属矿产品(4.6%)、饮料(4.4%)和纸制品(4.4%)行业则明显较高。关税也显示出差异性，烟草(超过52%)的关税最高，低的则不到10%。
2、数据
企业层面的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年到2007年的数据，仅保留制造业的数据，删去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得到1545626（154万多）个观察值，在回归方程中，将样本限制为没有外资且只有少数国家所有权的公司,有1,069,563个观测数据符合标准。关税的数据则来自（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World Integrated Trading Solution (WITS) 。
对产业政策的衡量是通过政府补贴、流动负债实际利率、税收减免和关税进行的。其中政府补贴、流动负债实际利率和税收减免是企业层面的数据，而关税是国家层面的数据，因此关税相对于某个企业或者地区来说是外生的。因为在行业内部不同企业之间，关税没有差异，因此对于关税，本文所能做的就是检验在更具竞争力的行业征收关税是否更有可能带来更高的企业绩效。
对竞争性的衡量是通过计算县级和行业层面的勒纳指数。勒纳指数衡量了价格加成相对于企业的value-added的重要性。本文在企业层面加总了营业利润、资本成本和销售额，勒纳指数是营业利润减去资本成本之后再除以销售额得到的比值。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不应该有超过资本成本的超额利润，勒纳指数应该等于0。将“竞争程度”competition定义为1-勒纳指数，数值为1表示完全竞争，而数值小于1表明一定程度的市场势力。在后面的回归方程中，用初始勒纳指数减少竞争的内生性。
对企业生产率的衡量用到了全要素生产率TFP，本文关注的是企业创新中的过程创新，也就是对已有产品生产效率提高、生产成本下降的方面的创新，因此使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值而非增长率。在回归方程中，被解释变量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值。
在下一节采用更正式的方法来分析产业政策、竞争和企业层面结果之间的关系之前，本文首先在表3中报告了一些相关性。表3包括所有的所有制类型。所有报告的相关性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些相关性表明:（i）接受补贴的企业表现出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ii）补贴与新产品的引进有很大关系;（iii）虽然补贴与企业层面的创新显著正相关，但关税并非如此;（iv）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层面的补贴和税收减免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关税和低利息与企业层面的绩效负相关。
表3也说明了国企和外企与民营企业的不同，与表1和表2所示的证据一致。国有企业获得补贴和关税保护的可能性较大，但获得税收减免的可能性较小。公有制与TFP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19。这些相关性与人们认为国企比其他企业缺乏竞争力和效率的看法是一致的。具有外国所有权的公司(第7栏)在系统上更有可能获得各种类型的产业政策支持。与国有企业相比，外资持股与TFP呈显著正相关。因为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不同绩效结果和产业政策目标，所以本文的剩余部分决定关注只有少数公有制的内资民营企业。
3、实证方法
全文运用两种方法分析产业政策与竞争的互补性。首先，本文检验了这样一个假设，即在竞争更激烈的行业部门引入产业政策更有可能导致生产率的改善。这与“挑选赢家”的方法不同：这种方法意味着挑选企业间激烈竞争的行业部门。从直觉上看，为了使政府的政策支持有效，就需要在具有竞争而不是充斥合谋的行业部门实施政策。第二，本文探讨了如何在一个行业部门内的企业间分配政策支持才是最优的。简而言之，第一种方法探讨了政策分配在各行业部门之间的差异，而第二种方法则探讨了如何在一个行业部门内最优地分配产业政策。
估计方法与模型构建
第一种方法中，本文先计算了产业政策与竞争间的相关系数，然后观察在城市-年度层面上更强的相关系数是否会提高企业绩效。为了测度补贴是否偏向于第t年城市r中竞争性较强的行业，本文计算了行业-城市层面的初始竞争程度与当前（第t期）r城市j行业补贴之间的相关性：
由于所有的产业政策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可以得到第0年的初始竞争水平与不同地区干预程度之间相关性的时间变化。后续部分会进一步探讨当期补贴和初始竞争之间的较高相关性是否与更好的企业绩效相关。举列来说，如果2003年上海最大额度的补贴被分配给低价格加成部门，而对高价格加成部门的补贴额度较小或为零，那么，对于2003年的上海，这个相关系数将接近于1。
类似地，可以得到低利率政策与竞争程度的相关系数以及税收减免与竞争程度的相关系数：
唯一不随地区变化的产业政策是关税，但是因为产业部门的构成是不同的，并且地区间的竞争程度也有差异，所以关税政策的Ω变量仍然会随着地域、时间发生变化。因此，用初始竞争程度与当期关税之间的相关性也能计算出一个独立的Ω变量。
至此，本文得到四个不同的相关系数，这些系数仅随地区和时间变化。它们衡量了一个城市在多大程度上以竞争激烈的行业为政策支持目标。
接下来由另一位组员继续介绍实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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