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国不复为身谋，于少保千古～

许国不复为身谋，于少保千古～

大明1449年，正统十四年七月。明英宗朱祁镇受阉人王振所惑，不顾群臣反对，仓促成行，举大军五十万亲征鞑靼。除京城三大营倾巢而出外，满朝文武随行者众。一番徒劳，无功而返。班师回朝途中，因王振一己之私，改道宣府，于八月十五日驻营土木堡，人困马乏之际，鞑靼大军掩杀而来。明军阵脚大乱，全军溃败，死伤无数。这便是土木堡之变的全过程。宦官祸国，死不足惜，而明英宗不辨是非，深陷敌营亦是自作自受。只是苦了那些苦苦劝谏而不得的大臣，苦了那些全副武装而无从反抗的明朝精锐，全部如砍瓜切菜般葬身于鞑靼屠刀之下。

随后，鞑靼将领也先拥帝至宣府、大同，传谕开城，守将不为所惑，坚守城池而绝不开城。见不得好处便拥帝北返，消息传回京城，一时间人心惶惶，因为此时京城只剩不足十万的疲卒羸马。群臣聚哭于朝堂之上，一哭天子蒙尘、二哭昔日同僚丧身此役、三哭六神无主不知所措。而是战是逃，成为了摆在眼前最大的难题。

对于满朝文武来说，战则风险极大，如若鞑靼此时携得胜之威一路破关而来，京城三大营损失殆尽，城中空虚，土木堡逃回来的人都还惊魂未定，短时间内难以组织起有效的守城力量。城破之时，身家、性命可能都保不住。北宋灭亡，开封城破便是前车之鉴。即使在短时间内可以重整旗鼓，侥幸退兵，但对方手里还捏着一张王牌，就是当今皇帝朱祁镇，他们大可以利用其大做文章。

逃则无风险，换个地方照样做官，至于百姓死活，国家利益实在不是目前首要考虑的问题。想必大家在现实生活中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大家知道一件事对大家都有利时，但明说又不太光彩时，那就都会默不作声，只等有一个人站出来以合理的理由做出主张，大家再随声附和。我想这时候想逃的那部分大臣就是这种心态，逃于己有利，于国不利，于民更是大不利。因此都默不作声，直到徐珵蹦了出来说“验之星象，稽之天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眼看天平就要倾斜向主逃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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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站了出来，决绝的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南渡乎？请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大家瞬间清醒了，一些忠贞之士力赞之，就连太后身边的太监李永昌也明白：“陵寝宫阙在兹，仓廪府库百官万姓在兹”。前半句倒还次要，后半句极为重要。明朝自靖难以来，迁都北京，意在天子戍边。此时若京城一失，整个华北地区无险可守，一马平川再难抵挡鞑靼铁骑，所属百姓必受荼毒。南宋划江而治，偏安一隅或将重演。于谦所言，直达要害，振聋发聩。此时的太后，也领悟了其中要领，最终下定决心，保卫京城，绝不南逃。

于谦迈出了力挽狂澜的第一步，他当时真的就把利益得失考虑清楚了吗？真的就有把握能够守住京城吗？我想未必然，想来但凡能在紧要关头做出正确决定，扭转乾坤的人凭借的决不是对个人利益得失的精确算计和对未来局势的准确预估而是靠着一股浩然正气，认定一个坚定信念，且为当为之事的勇气而勇往直前的人。于谦就是这样的人，如果说在这之前，他只是一个言辞出众，怒斥反贼的文臣和一个不愿同流合污，唯两袖清风的清官。那么此时，历史却因为他的一次担当而将其推向了风口浪尖，降大任于其身。

许国不复为身谋，于少保千古～

话好说而事难办。要想保卫京城，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调兵来京。明朝所行兵制乃是卫所制，与唐朝府兵制几乎相同。即所在卫所给田自养，国家不收其赋税。虽说土木堡一战，损失惨重，国家元气大伤。但其它卫所并非无兵可调。八月十九日，于谦即征两京、河南、山东、江北军入卫。但是兵有了，粮怎么办，要知道守城与攻城往往取决于双方谁更能持久。京城并非无粮，但战争会持续多久，谁也不知道，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只能做万全准备，尽量准备多的粮食务求有备无患。此时通州存粮，足够京军一岁饷。但有的大臣却建议将粮草焚毁，这是为何？因为不知道鞑靼何时进攻，多久能到，倘若敌立刻南下直奔北京城而来，通州粮草非但不能为我所用反而会成为敌之后援。但这时于谦又下了一道命令，巧妙的把这两个问题一并解决了。受召军队途经通州取粮进京。就这样，守军星夜兼程与时间赛跑，先至通州取粮再赴京城驻防。城防问题解决了，可皇上还在对方手里。假使开战之时，鞑靼将皇帝押于阵前，令其传令开城，那可如何是好。即使不为所动，但前方将士士气必受影响且投鼠忌器，上阵杀敌时难免不有所顾忌。而战场又是瞬息万变，强敌在前，怎敢有分毫懈怠，且这是一场事关大明国运，容不得丝毫闪失的对阵，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左右最终的战局。不仅于谦意识到了这点，群臣也意识到了。

九月，廷臣合辞请于皇太后，拥立朱祁钰为新君。但此时的朱祁钰可一点不傻，力辞不授。直接躲回了他的郕王府邸。要知道，当年宋徽宗也是在形势危急之时让位于宋钦宗，结果双双北狩。估计此时的朱祁钰也在想，歌舞升平时当王爷，国难当头时谁愿当皇帝？搞不好，城破之日，首当其冲，他就是第一受害人，既要背亡国之君的黑锅又要背昏君的骂名，即使到了敌方俘虏营中也难与其哥朱祁镇相见。在这刻不容缓之时，又是于谦挺身而出，直抒胸臆：“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朱祁钰没招了，大臣们如此为国家着想，作为皇室的一员，他无法再推辞。九月六日，登基称帝，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

九月底，所调之兵陆续携带粮草就位，城防已固，新帝已立。只等鞑靼来犯。

其实从八月十五日大败明军以来这一个多月，鞑靼也并非无事可做，他们听信了叛徒太监喜宁的话，不断的把攥在手中的朱祁镇当作筹码，又是勒索钱财，又是企图骗开城门，做着不劳而获的美梦，争取着己方利益的最大化。而就是他们这种投机取巧的心理，加上边关守将的机智应对再加上一点小小的运气。得以争取了一个多月宝贵的时间，让于谦有时间力主抗敌、调兵、运粮、任用守将、拥立景帝，利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迅速的稳定了朝局，统一了思想众志成城坚守北京城。

在数次假传皇帝圣旨，试图骗开城门失败后，辗转多地的鞑靼首领也先，得知明朝已新立皇帝的消息后，终于逐渐醒悟过来，要想不战而胜已决无可能，所以不再痴心妄想，决定放手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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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一日，集中了全部精锐的也先军，气势汹汹的杀奔而来。先后进陷白羊口，突破紫荆关。十一日，兵临北京城下。仅从这种进攻的态势来看，鞑靼的战斗力决不容小觑，蒙古铁骑绝非浪得虚名。该来的总是要来的。此时的于谦全无畏惧，又一次做出了惊人的决定，他否决了石亨坚壁不出的策略。果断开城迎敌，所部二十余万人马分列于九门之外且关上城门，绝士卒反顾之念。并下达了“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先队”的命令。于谦更是身先士卒，领兵于北面门户德胜门直面强敌。战争打响了，果不其然，鞑靼首先攻向于谦把守的德胜门，一番激战，也先弟孛罗、平章毛那孩中炮而亡。不甘心失败的也先亲自领兵杀到安定门，守将石亨雪耻一战，打的也先军落花流水。连续两攻不利，也先军转而进攻守备较弱的西直门，守将孙镗，力战不敌，请开城门。无奈于谦有令在先，城门紧闭，孙镗遂报必死决心，回身杀敌，待石亨分兵来救共同击退也先最后一波攻势。一败再败的也先怎么也想不到一月前还抱头鼠窜的明军今日竟摇身一变如虎狼之师般英勇善战。万般无奈之下鞑靼大军转战居庸关，是时天寒地冻，守将用水灌城，墙体结冰而不得近。又闻勤王之师也已迫近，十五日，引兵北返。京城保卫战大获全胜。

此后明军士气大振，鞑靼屡次犯边皆无功而返。无奈之下，只得主动议和，请求送还太上皇朱祁镇。但这时，皇帝宝座刚坐热的朱祁钰不愿意了，臣下多次直谏请求迎回上皇，他亦不为所动，屡次以贼诈难信为由拒绝。眼看着朱祁镇就要一辈子留在蛮荒之地重蹈徽钦二帝的覆辙了。于谦又一次起了决定性作用，从容的对朱祁钰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词矣”。这才说服了朱祁钰。

再之后，英宗还朝，兄弟反目，景帝幽禁英宗于南宫。景泰八年，景帝病危，当年那位看天算命主张南迁的徐珵改名为徐有贞，伙同京城保卫战后仍野心勃勃的石亨和宦官曹吉祥发动夺门之变，复立英宗。在徐有贞的极力撺掇下，以“意欲迎外藩入继大统”为名冤杀于谦，抄家之时，家无余财，四壁空空，唯一屋门窗紧锁，启视之，乃当年京城保卫战得胜之时，御赐蟒衣宝剑。

许国不复为身谋，于少保千古～

可叹于少保一身许国，鞠躬尽瘁却为奸人所害，被昏君所误。庸稚的英宗朱祁镇，大概不会想到，若是明廷一味主和，必将重蹈南宋之覆辙，他也必如徽、钦二帝一般永不得返。如果不是于谦力主抗敌，挽狂澜于即倒，扫一时颓靡之气，屡次克敌于边关。鞑靼决无主动求和之可能，他也绝无回朝之机会。以怨而报德，冤杀国士，虽为皇帝亦将遗臭万年。

成化初年，于谦沉冤得雪，复官赐祭。再后来弘治二年，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再后来，万历年间，改谥忠肃，永世奉祀～

中国虽无贵族精神却有士人风骨、文臣气节。救时宰相于谦绝非只会谋事而不懂谋身。须知此类可称为国士之人，心中所想皆是社稷万民，个人得失早已抛之脑后。他们用一生践行着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于谦虽未平天下却足已救万民，虽未开万世之太平却足以立百代之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