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慷慨地花过一大段的时间，用来和各种道理反抗。后来知道，一味的反抗成就了最大的无知。
我一度觉得议论文都是荒谬的论题，我拒绝技巧，不愿意在开头供出主题，也不愿意在结尾站在世界中心呼唤爱，我觉得多加一句话都是对读我文章的人智商的蔑视。
有个夏天，语文老师在晚自习的时候敲了敲窗户示意我出去，我把笔放进笔袋，没有打算在晚自习结束前还能再回到教室。
走廊的灯光很暗，老师手上的打火机忽闪一下，点燃一根烟。
他说，这篇文章我给了你四十分，除了主题分，其他的我都给你。
老师用三种方式问我文章的主题，分别是：你的主题是什么？你的文章有主题吗？你写过有主题的文章吗？
我不说话。操场银杏树上的知了叫的很欢，街上跑过一辆酷炫的车，对面广场跳舞姨换了一首歌。
最后老师说，经历了什么就写什么。经历了一件事，就认真把那件事写好。经历了很多事，才有驾驭各种既定事实和情感脉络的能力。
我说我记住了。又在心里说，但是我不接受。我既不敢当面挑衅他，又不想屈服。所以说记住了是最折中的回答。
后来读的书稍稍多了一些，起先发现自己开始正经地挑剔起来，而不是无缘由地抨击与追捧。后来发现那个夏天老师说的话极其正确。有经历和体验的作者写出来的东西像一大盆用香料腌过的五花肉，肉的纹理都还在。他们并不拿精致的刀具为读的人切好，读者把肉全放进嘴里，然后在口腔和胃里反复体味。而另外一些，则是瓷盘里精细摆放的鸟食，再怎么好看也觉得索然无味。写出这一类东西的人，要么视角狭隘、看的太少，要么逻辑单一、想的太少。只看过一座山，无论从哪种角度写，都只知道一座山的样子；看过了一百座山，却永远只知道仰视它，就只知道那个视角下的山。
我接着想到，中学时代答题的固定模式已经让我忘记答案本身的正确性。
我曾经一度厌恶的：环境描写能够渲染气氛，表达情感，升华主题。但我后来所读的书里，能让我一次一次把积攒的眼泪和欣慰推向至高点的正是这些环境描写。我告诉自己，不要做和真正的事实相对抗的人。事实就是如此，白鹿原上漫天的大雪和福贵头顶上毒辣的太阳就是强有力地推着我去了解那里的人和土地。
你看，一味的反抗成就了最大的无知。然后再静下来的时候，常常就会觉得一路走来辜负了太多人和太多道理。
我父亲是和我说道理最多的人。比如他和我说，和亲戚说，和他的学徒说：人的能力有大小之分，所以事情尽力即可问心无愧，但是不要违背道德和法律。我在叛逆的时候极讨厌这套说辞。我讨厌任何一次失败，我不承认自己的能力就是如此，我以为一味遵守的纲常纪律会让我丧失真正思考什么是幸福这个问题的能力。
只是过了十几年，我发现我无意中在这样的教诲下一方面试图让自己变成一个强大的人，希望有朝一日有能力选择自己最终寻找的东西，另一方面谨慎地守住底线，即使失败也还是一个完整、对世界无害的人。很庆幸自己这一次不成功的反叛。
我日益明白，在真正的道理面前不要做英雄式的反抗。时间没有带走的、父辈奉为圭臬的这些道理，反射的正是逻辑的轨迹和我们穷极一生追求的美好。在道理面前，我想谦逊又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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