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中，偏安到南方，还能冠以正统的政权，只有为数寥寥。东晋和南宋算是无可争议，至于南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前三者军阀出身，陈氏为江南世族，并不为北方主流阶级认可。正统两字，看似轻巧，对于统治者而言份量颇重，王猛半生辅佐苻坚，到弥留之际，却关照前秦君主，晋朝虽僻处江南，但为华夏正统，而且上下安和，臣死之后，陛下千万不可图灭晋朝。王猛终究出自望族，属于琅琊王氏，但华夏正统论，在胡人心中也有市场。同样是苻坚其人，到了落难时节，被姚苌所擒，姚苌向其索取玉玺，苻坚张目喝道，小小羌胡竟敢逼迫天子，五胡的历数次序，没有你这个羌人的名字。玉玺已送到晋朝那里，你得不到的了。可以想见，何为正统，何为旁属，这种潜意识何等强烈。
南明的情况，其实与东晋南宋类似，没能获得正统待遇，可能是满清统治时间较长，毕竟历史由当权者来书写。崇祯帝自缢在煤山前，曾痛斥大臣皆可杀，皇帝在临终前所痛斥的臣子，包含了后世所颂扬的无数忠臣。南明不缺忠臣，从扬州的史可法，到缅甸的李定国，数点梅花亡国泪，两分明月故臣心，便是其真实写照。史可法殉国后，南明谥号为忠靖，靖是平定，谋议的意思，窃以为这个字当不上，反而是满清王朝为其奉上的谥号忠正，更为恰如其分。史可法可谓忠臣，却未必是能臣，独守危城舍生取义，而为官清正，身为清流首领，也自不待言。
扬州十日是场浩劫，整个城市陷入修罗界，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多数来自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作为扬州大劫的生还者，他用小说家的手笔，记载了扬州之难。这场劫难的主角，是普通民众，据说死于大屠杀者达六十万人，这个数字不够严谨，存在争议，而且不再会有准确的答案，中国人喜欢约数，在统计方面缺乏严谨，这与国民性有关，我们的书画是写意的，书法也是，而西方恰恰相反，在现在社会里，便是文科生和理科生的差别。对于统治者而言，屠城是最简洁有效的方式。腐儒们说，残暴会激起反抗，事实上残暴更让人顺从，在西方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老子的道德经里，有句时常被误读的名言，用以体现老百姓不畏强权的气概，如此断句当是后人有意为之，其实只要将全句写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老子的本意便大白于世。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文，意思大概是，老百姓不怕死，用死去威胁他们就没有意思，只要让老百姓畏惧死亡，对那些违反统治的人，我就把他抓起来杀掉，谁还敢作乱呢。对民众实施大屠杀，效果往往会立竿见影。同是南明东林党人的代表人物，钱谦益对人性了解得更透彻，他对满清的统帅多铎说，吴下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无须用兵。空谈者误国，这句话诚不我欺。扬州之后便是南京的不战而降，很难说这两者没有因果关系，六十万扬州人的死，保全了南京城内的秦淮烟柳，可以说扬州人民的死亡源自命运，可史可法担纲了道德审判员，宪之先生在扬州城内，做好了殉国准备，他在扬州城里，对着百姓们说，内由一人当之，不累百姓。这话赢得一片喝彩，却是句不折不扣的屁话，而这片喝彩声，就是无数个庶民的嘲讽，那些死到临头的人，还心存侥幸，妄图成为局外人。
草民的尊严，以活着为标准，含辛茹苦，忍辱负重都要坚持活下去，好死不如赖活着。宪之先生追求的道，违背了匹夫们的人性，在被充分洗脑前，根本无法施行。扬州保卫战名声很大，其实没有几天，作为个大城，如此快的失陷，暴露了史可法志大才疏的毛病，史可法的才干，在道德文章诗词歌赋，而不是治国治军。拿嘉定保卫战作比较，满清军队征服扬州是何等轻易，而嘉兴无论城防，军队，官衔，以及周遭环境，都远远难于扬州。
区别在于，史可法没能力去蛊惑庸众，而嘉定城充分调动了民心，文脉，节操都是屁话，真正触动灵魂的，就是那几根头发。扬州保卫战前后犯下的错误，这些错误汇总起来，如果多米诺骨牌，一路后推，造成了扬州劫难，南京失陷，以及弘光朝的覆灭。在明代的江南，民风有种奇特的剽悍，由于体质问题，打架不在行，打嘴架很厉害，天下的文脉尽在江南，明清两朝状元，半数出在吴越。读书人傻起来，气节两字首当其冲，失身是小，失节是大，况且东林党大本营在江南，影响了不少文盲和半文盲，沾染上读书人惯有的毛病。以前太监来抓东林党人，被鼓动起来的民众敢于抵抗，原因很简单，人民和阉党是两个路线，不是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抵挡的方式很独特，总结起来四个字，死给你看。身处江南的高僧，寒山与拾得有那段对话，寒山问拾得：“如果世间有人无端的诽谤我、欺负我、侮辱我、耻笑我、轻视我、鄙贱我、厌恶我、欺骗我，我要怎么做才好呢？拾得回答说，“你不妨忍着他、谦让他、任由他、避开他、耐烦他、尊敬他、不要理会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在北方人看来，觉得俩精神病在对话，而在江南之地，却是有群众基础。
弘光朝的覆灭，宪之先生有责任，而且首当其责，史可法为官清正，在治国之道中，个人节操是小节，让缺乏统筹才能的人身居要位，对羸弱的朝廷可谓致命打击。乱世需奸雄，汉代能苟延残喘，曹操功莫大焉，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乱世用人当学曹孟德，唯才是举为上策，而史可法擅长的是和稀泥，首先是拥立之事，在福王璐王间首鼠两端，搞出了惠王即位的中庸之策，结果是四镇当权，马士英乘虚而入。明亡国根本在于党争，东林和浙齐楚党，东林和阉党，长期门第之见，让党争远超过了国仇，宪之先生是左忠毅公门生，自然是东林血脉，可在国家将亡之际，难舍门户之见，故意选择弱势君主，无非是想便于控制，结果却弄巧成拙。弘光朝覆灭的史论中，浙东史派为正统，黄宗羲将马阮阉祸作为亡国的的理由，这种观点有待商榷，即使东林近支的黄宗羲，在他所著的弘光实抄录中，对宪之先生也有不满之辞。
史可法主持边镇时，四镇皆在周边，军门设在扬州，摆出一副无心进取的姿态。这其中有四镇拥兵为重的原因，但作为主帅无法调和军队，本身就是才能欠缺的表现。历来守江必守淮，史可法是饱学之人，诸葛武侯的出师表早已写明，偏安南方的重点，一是上游的四川，二是江淮。史可法将全部兵力集中在南京附近，当左良玉以清君侧之名南下，又将四镇左移，完全敞开门户，直接造成了扬州之围。与女真人的骑兵部队交战，重在于相持，只要在江淮地区形成均势，女真族人数少的弊端，自然会显现。另一个女真人建立的金国，便是这样的情形，在早期的势如破竹后，主要将领老死，加上彼此间的内斗，削弱了王朝的实力。完颜部金国如此，爱新觉罗氏的满清也难逃宿命，在弘光朝覆灭后几年间，满清的名将们或死于瘟疫，或死于内耗，八旗兵不再是不可战胜，反而绿营军成了灭明主力。
想拖延战局，需要能争惯战的军队，南明诸军不可倚重。老天赐给弘光朝一个良机，便是李自成死于九宫山。李自成一死，弑君之仇顿解，几十万大顺军队群龙无首，弘光朝主要的军事力量无非两支，一是支持马阮，有定策之功的四镇，二是远在武汉，被东林党人倚重的左良玉部。这两支军事力量刚经历过惨败，战斗力有限，此时招募大顺残军，才是最上之策。在这点上，史可法不如堵胤锡，正是堵胤锡招募忠贞营，才延续了南明半壁江山。反之无法放下心结的何腾蛟，造成了湖南溃败，将大好形势毁于一旦。南明众臣里不乏忠贞者，被唤作阉党的马士英，在抗清各派所不容，依旧没有放弃报国，在国人的唾骂声中，为国奔波，最后被俘后不屈而死。但可称肱股之才的人寥寥无几，勉强算来只有堵胤锡与张煌言，其余大臣皆成事不足。这才是南明连偏安也不可得的原因。当然这只是后生的事后之辞，个中艰辛非当事者，如何能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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