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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下旬，英法盟军被德军包围陷入绝境，在法国小港敦刻尔克，盟军30余万人等待救援，从敦刻尔克撤回英国北图。丘吉尔拟撤退人数只有3万。在空军艰难的对抗掩护下，在大量民用船只英勇的帮助下，这次行动最终撤退士兵33.8万。这一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大撤退，被誉为“敦刻尔克奇迹”。
有一个镜头始终牵动人心：震耳欲聋的战斗机由远及近，俯冲过士兵的头顶，在沙滩上、舰船上、防波堤上、海面上，士兵们一次次抬起头，盯着飞机，他们的眼神充满惊恐与警惕，是德军机还是盟军机，这意味着是就地卧倒还是藏匿海中，意味着是生存还是毁灭，也许就在短短数秒中。
电影没有主角，只有群像。40万普通士兵，因战争不利而溃逃的沮丧，与渴望活着回家的唯一信念交织在一起；以波顿指挥官为代表的长官们，一直坚守在前线监督撤退，他们目睹了救援船一只只驶离海岸，又一次次被击毁沉没；三位飞行员驾驶着战斗机在海峡上空盘旋作战，一架坠海，一架迫降海面机长生还，一架坚持歼灭了敌军的最后战机，直到油料燃尽降至敌区被俘，当士兵们仰天欢呼时，他们知道，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而像道森船长一样的英国普通民众，用自家的游艇和小船，奇迹般摆渡了命悬一线的最后的士兵。在逃生的战场上，求生是脆弱生命的英勇反击，哪怕冒险也不放过每一次逃的机会。面对死，能勇敢生，从战争角度说，是虽败尤胜，对每个个体而言，他们都是自己的英雄。
电影没有过多枪林弹雨、血腥杀戮的场面，当我们听到炸弹一声爆响时，有人倒地，有人侥幸生还。在真实的战场上，死亡对身处其中的士兵来说，就是一瞬间。电影还原了战争本来的样子，我们只能关注到下一秒该如何逃。甚至，电影淡化了善恶、敌我的简单对立，没有血脉喷张的激动与憎恨，如导演诺兰所说：这不是一部战争片，而是一部生存片、一部悬疑片。
当镜头跟着飞行员向蓝天爬升、向海面俯冲、向敌机翻转，观众的观感开始眩晕不适，再加上不间断谢泼德音调（Shepard Tone）与故事的共振越来越强，让人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战场的紧张、压抑与长久的战栗，这是诺兰导演的“雪球效应”，我们的情感体验也随之到达高潮，与每个士兵产生了强烈共鸣。这，就是影片所要表达和关注的——被敦刻尔克撤退事件所影响的所有人，也包括几十年后回看它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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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敦刻尔克大撤退有着同样重要意义的战役是诺曼底登陆，《拯救大兵瑞恩》的故事就虚构在美军的诺曼底奥马哈抢滩进攻中。与诺兰不同的是，斯皮尔伯格所展现的是血淋淋，甚至是断臂残肢内脏裸露的战场，然而，电影却让我们看到了惨烈中的 “温情”——那就是拯救。
下士詹姆斯·瑞恩，现在成了瑞恩太太唯一的儿子，持续两年的战争，瑞恩已失去了自己的三个兄长。美军最高统帅在给阵亡家属的传信信息中得知后，便下达了寻找并直接带瑞恩回家的命令。寻找过程中，质疑声始终不断，特别为了寻找他牺牲了战友时，包括米勒上尉在内的行动组成员都在追问：用两个甚至更多生命去换一个普通大兵，真的值得吗？直到找到了瑞恩，看到他在悲痛与自责中难以释怀，他不能也不允许自己就这样安然离开。米勒上尉说：“牺牲一个兄弟，我都在想，就可以救三个四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兄弟。”唯有与瑞恩一起继续战斗，一起为重和家人团聚而战斗，为更多人的平安而战斗，才不负已逝的生命。战争当下在每个人内心留下的创痛，也唯有这样才能得到拯救。
1944年在那座坚守的桥上，米勒上尉为保护瑞恩，与敌军殊死战斗到生命尽头。瑞恩知道，他的命是米勒给的，他坍塌的灵魂也是在米勒的鼓励下重新坚固，他替牺牲的兄弟活到了和平的那一天。阳光洒在烈士公墓洁白的十字架上，瑞恩带着再没有分开的妻儿来看米勒，她的妻子说：瑞恩是个好人，每一天都好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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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刻尔克》是败，《拯救大兵瑞恩》是胜，它们都是二战欧洲战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战事，无疑奠定了二战最终胜负格局的形成。在人类历史长河的冲刷下，曾经的血染的惊涛骇浪早已了无痕迹，但今天在荧幕前再一次看到还原的战争模样时，我们宁愿历史从未来过，因为比起那些了不起的军事意义，被模糊了的每一个士兵，才是我们难以忽略的。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敦刻尔克》和《拯救大兵瑞恩》都是通过小人物的命运折射战争。战争最伟大的命题不是如何赢，而是如何救，救自己、救战友，甚至是放过战俘。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正如哈姆雷特问自己：生存还是毁灭，到底哪一种更高贵？这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的难题——对抗还是屈从，坚持还是退却，战场上的士兵来不及自问便做了选择。每一种拼命的努力都值得尊重，每一个不安的灵魂都需要抚慰，善恶就在那里，自有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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