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诞辰一千三百周年，官方给杜甫的定性是“爱国主义诗人”。如果我们无条件接受时下对“爱国主义”一词的普遍理解，这样的定性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所谓“爱国主义”，严格讲实在是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后的概念，杜甫时代的“朝廷”并不等于今天的“国”。倘若唐代的日本占领了朝廷的钓鱼岛，还不足以激发起杜甫这样的诗人太过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杜甫爱的不是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之国，乃是儒家的道德理想与核心价值。而体现在其诗歌中的体现，就是对世间不义与苦难的关照、就是与“民瘼”的共情。
爱什么就意味着恨什么。正如《圣经》所说：爱神就是憎恶不义。一个爱儒家“仁义”的价值取向的人，就必然憎恶不仁不义。而对于一个抱有儒家价值取向的人而言，这世上一切苦难的、不幸的、邪恶的事情是可憎的。一个人如果不去憎恨这世上一切苦难、不幸与邪恶的话，这个人就已经不仁不义了。作为诗人，杜甫毕竟不是弥赛亚，他不能对对这世上一切苦难、不幸与邪恶作更多的有效的干预，他所能做的，就是用他的诗句，与苍生一起憎恶、一起痛哭而已。
诚然，对于在不幸、苦难与邪恶的处境中盼望弥赛亚救世的普通老百姓而言，诗人的陪哭带来的安慰是有限的。诗人揭露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邪恶现实，诗人却做不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当邪恶积累到一定的程度，邪恶就会自己召唤出一个如同《圣经启示录》中所说骑着红马的从地极跑来的、试图杀灭地上三分之二的人的神秘家伙。在杜甫的时代，这个家伙就是安禄山。（这位不合理现有秩序的破坏者被信仰拜火教的粟特人奉为他们的弥赛亚式的人物）这位粟特人的“弥赛亚”在击打这不义的世界的同时又制造了更大的痛苦与不义，深受其害的诗人所做的，就是直面真实，说出了自己对时代的痛苦的感受而已。杜甫与其说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不如说是一位“真实主义”诗人。
一千三百年后，杜甫主要流亡地成都的官方在钓鱼岛问题引发了大规模的“爱国主义”情绪的今天大张旗鼓地纪念起了“爱国主义”诗人杜甫，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这样的纪念活动带着些许真诚的意味的话，我们倒是可以从杜甫身上所体现出的强烈的价值取向与人道情怀中看到某种与当前的主流时代精神形成强烈对比的东西。
从我们时代的主流文学与艺术家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与杜甫的价值取向格格不入的东西。他们所关心的，就一个“玩儿”。他们热衷于搞出一些个精致的玩意儿，并为这玩意儿编织各式各样的神话故事、并用这玩意儿去忽悠或巴结有钱有势的人、让他们为自己的“玩儿”买单。你倘若和我们时代的主流文学、艺术家们坐在一起聊天，就会发现，除了攀比如何更成功地把自己的玩意儿打造包装得更成功、能用它换取更多的票子，实在没有别的话题。他们并不关心这世界是否不义，他们并不关心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痛苦。他们中“玩儿”得比较成功的人甚至对这世界的不义与痛苦全然失去了感知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们很“爱国”，用他们中成功者们常说的话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只有这个时代，才肯为他们的“玩儿”支付最大的价钱。因此上，他们是这时代的铁哥们儿。他们无限地认同这个时代，他们是绝不肯得罪这时代的。当然，他们中也不免有些人会插科打诨般不痛不痒地对着时代发出一两声讥评与抱怨、以赚取一点衰落中的小资产阶级廉价的同感。不过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另一种玩儿而已。他们没有价值观，没有值得为之受苦的操守，他们是百分百的机会主义者，只有一种东西是绝对的，那就是让自己活得更舒服。的确，对我们时代的主流文学、艺术家们，我们似乎可以加一个“犬儒主义”的谥号。不过与古希腊的“犬儒”比起来，他们的小日子要滋润得多。
存在决定意识。人要是“玩儿”得风车斗转、如鱼得水，人又怎么能和杜甫站在同一个立场看世界呢？不过杜甫是过来人，也见识过天宝年间那些个风车斗转、如鱼得水的场面。杜甫是个真诚的人，他真诚地描写着他所看到的世界从不义到衰败到苦难的过程。而我们时代的主流的玩儿家们却少了杜甫的那一份真诚。世界在败坏，穷人在受苦，而他们却养尊处优、得意忘形地玩儿着。他们意识不到穷人们正盼望着跑出来一个骑着红马的、用火施洗的“弥赛亚”来击打这个不义的世界。如果杜甫被真诚地纪念的话，杜甫的直观无疑是刺向我们主流的玩儿家们背上的一根芒刺！
从某种意义上讲，杜甫是不“爱国”的。如果这个“国”到处是不义、富人热衷于腐败，穷人绝望地受苦，这个“国”有什么可爱的呢？从某种意义上讲，杜甫又是“爱国”的。惟其“爱国”，他才会将一国的脓疮挤出来让人看，让人直面这国的真实，以谋求改良的办法。
难怪，鲁迅是杜甫的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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