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骑兵，明朝海军，打出来的国家尊严与话语权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与西域关系错综复杂，互有攻伐，我们且不去说他。刘邦建立汉朝后，中了冒顿的圈套，落下白登之围的耻辱，更加耻辱的是，刘邦后汉武帝前，汉朝只能委曲求全，采取和亲政策讨好诸夷。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率军汉军千里追击匈奴，深入漠北直取祁连山，终于造成“漠南无王庭”的局面，让匈奴人暂时不敢入侵。

霍去病取得漠北之战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强大的骑兵力量。但在中国历史上，骑兵力量最强的当属唐太宗时期。

唐军骑兵的组建始于李渊太原起兵，当时，李渊得到突厥马两千匹，又得隋马三千匹，在陇右监牧，形成唐军骑兵的基础。此后，唐人养马日盛，又注意吸取前朝教训，讲究养马方法，常向北方游牧民族买良种马以杂交，马匹更加健壮。

自贞观至麟德，唐朝有马七十万六千余匹。在如此庞大的基数上，唐军征战用马，自然要挑选上等好马，务必精壮，并组成数量庞大的骑兵。据记载，当时唐军总的步骑比例约为三比一，为其他朝代所不能及，真可谓是兵强马壮。

贞观三年，唐太宗以李世绩为行军总管，组织五路大军进攻突厥。次年，李靖以苏定方为先锋，对突厥军发动突袭，斩首万余级，俘获人口十余万、牲畜数十万。突厥首领颉利仓惶逃窜，为吐谷浑苏尼失部所擒，献于唐军。

贞观八年，唐太宗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节制五路大军征伐吐谷浑。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不战而退，李靖命李道宗率骑兵急追，慕容伏允退守库山。李道宗派骑兵越山击袭其后，吐谷浑军大溃败，慕容伏允父子离散，君臣相失，向西逃窜。

李靖与侯君集分兵两路，南北并进，施行钳形夹击，进击吐谷浑都城。慕容伏允弃城逃走，退至大非州，被左右所杀。

此战，唐军追击极远，侯君集部尤甚，过星宿海，穿柴达木盆地，全程数千里，堪与汉代霍去病扫荡祁连山脉相比。

经过这两战，大唐威盛四方，四夷归服，纷纷请唐太宗加尊号为“天可汗”（即像天空一样广大的可汗；成吉思汗，和大海一样辽阔的可汗）。

明朝初年，特别是明成祖时期，中国之所以能够扬威东南亚、为维持海上秩序发挥积极作用，成为“东亚警察”，则是因为明朝当时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

据史料记载，明初的海军战舰达三千五百余艘，每年春、夏两季都要进行大规模巡航。1373年和1374年，明朝海军两次追击日本海盗至琉球群岛；1409年，明朝海军还在北部湾击败越南海盗。而从永乐三年到宣德八年，郑和七下西洋，更是明朝强大海军的直接体现。

郑和七下西洋，其所率领的船队规模之大、人员之多、海船技术之先进，都是当时的世界之最。他们先后去过今天的越南、柬埔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印度、孟加拉、马尔代夫、波斯湾、阿拉伯半岛以及非洲的索马里、肯尼亚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比意大利人哥伦布和葡萄牙人达·伽马发现新航路要早半个世纪以上。

有意思的是，在郑和历次下西洋的过程中，总有些跳梁小丑试图向大明海军发起挑战，结果都被郑和率军一一粉碎。比如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归国，途经印度半岛的锡兰时，锡兰国王见财起意，企图抢劫郑和船队。郑和率领两千士兵出其不意攻占锡兰王宫，活捉锡兰国王回京。后来，明成祖为示大国风范，使周围异邦臣服明朝，把他放了回去。

正因为大明海军的强大，所以当时有36个国家向明朝臣服，明朝成为当时最强大的海洋国家，并因此形成了一个由北印度洋诸多贸易要寨、马来半岛、南洋群岛以及琉球群岛所组成的大明海外帝国。

明朝中叶，虽再无像郑和那样的大航海，但明朝水师仍然控制着整个南太平洋，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家的国王，也都在明朝的支持下建国。对明朝的海上实力，当时欧洲的传教士这样描述：只要中国的皇帝愿意，他们可以一夜之间征集到从大陆连接至马六甲海峡的船只。

明朝末期，由于政治腐败，同时又要抗击倭寇，联朝抗日，所以明朝无暇南顾，终于被葡萄牙和荷兰人钻了空子，把势力伸展至南太平洋。崇祯元年，明廷不得不招抚海盗郑芝龙，册封其为“海防游击”，任“五虎游击将军”。

郑芝龙集团合法化后，与荷兰人展开全面的贸易竞争，同时也逐渐开始剪除海上的其他海盗势力。经过一番激战之后，郑芝龙率领的郑氏家族最终取得制海权，合法掌控了东西洋贸易的运作。从此之后，几乎整个远东水域包括马尼拉、日本各港口的所有商船都要悬挂郑氏令旗，就连荷兰殖民者也不得不每年向郑氏家族进贡12万法郎，以保证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水域的安全。

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一个国家想要在国际上有尊严、有话语权，单靠抗议或讲道理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等正是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才打出了国家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