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生于春秋战国这样的乱世，而他们对待乱世的处理方式就是去恢复那之前所本有的制度、礼法，从而走向小康。但是，毫无疑问，这样的路是特别难行的，孔子14年周游列国最终以失败告终以及千百年来的“无仁德治国”就是最好的证明。但是为什么一定需要去行政呢？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就是仁的外推，将仁心立己立人，为何不去参与一些政事？将仁推至政，以德治国，不会让只在内在的仁变得更有意义吗？
儒家已经在现在的环境中没落了，但是在先秦时期，如家因为本身的独特而如一盏夜灯一般照亮了整个中华。那就是因为独特的核心“仁”以及极高的道德境界。“不欲勿施、立己达人”这几个字现在都贴在联合国秘书的墙上。但是放在现在，即使想要把孔子的思想完全复制过来，也是不现实的。所以，新儒家的复与兴可能吗？在我看来，也不是不可以，而且，这是我们的本分。把中华几千年来不灭的精神文化加持到国治上，难道不是对自己以及国家最好的骄傲以及梦想吗？
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儒家对于此该如何去改变自己的仁行？先前的儒家理念就是要外推仁心，最终让仁心落在国君身上。因为，以德治国的最终、可以起到实际作用的就只有将仁心推至国君，只是众百姓拥有的话，因为百姓对于政治的影响不大，所以是不够的。但问题就出在君想要拥有仁心真的太难了，先就是高高在上的权利对其的影响，想要在如此的环境下去约束自己并且拥有德，真的太难了。再加上没有边界的权利，很容易就开始在本能层的物质享受中堕落。再说了，人家君去不去习仁、想要不想要不是你能管了的，还和能力问题有关，遇到“烂泥扶不上墙”，也属于正常现象。这样就更是“伤口上撒盐”，不要说乱世，就算是在治世，连汉武、唐玄都不能完全的做到。so，尴尬就出在“靠不上”，又只能靠君，这就是我在开头所提到的死循环。而且，儒家的理念也是非常难实行，人各有所不同，要让每个人都仁德行事，太不现实，人人都有善心，同时恶心也并非不存在。这样的话，历史就如过去几千年一样，就如一个人在疾病与健壮之间行走，就这样循坏了2到3次。所以，这里的问题核心就是：如何去改变这一循坏？儒家到底可不可能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毫无疑问，如果照以前的儒家来看的话，是不可能的，因为几千年的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这点无论如何都行不了。但是我有个问题：难道真的就不可以吗？我们可不可以借鉴以前盛世的局面，再以此来改变所谓的“仁行”？在我看来是可以的。变行不变本对于不同的时代来说，是最有用的。
在上集我们说过，立德立功立言称为三不朽（三立），只要可以做到，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可以对他人起到影响作用。那么在之前的、理想中的盛世所有具备的条件是什么呢？在我看来，首先是需要的，就是极其丰富的文化、思想，以及对人类精神与价值上有所创造的人物，他们是时代的主流，也影响了很多。我们通常称这一类人为哲学王，比如中国的孔子、老子、孟子、墨子，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释迦牟尼、耶稣与默罕默德。他们愿意去做一些平常人不会去做的事情，以民为主体给新时代创造出来价值，往往都会成为地平线上最闪耀的里程碑。所以他们也可以被称为智者，贤者，创始人。第二个要说到的就是时代的统治者了，也可以称为“君”。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朱元璋、康熙等。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为时代创造出过一些伟业，那我们就暂且称他们为“圣”君，其实这些皇帝中到底有没有圣人，我们不知道，只是用这个带引号的圣去形容他们做出的改革以及伟业。第三个就是大臣，只有君而无臣怎么可以？时代的盛世是要通过相符而成，才能有结果的。如管仲、张悦、张九龄、商鞅、王安石等。仔细想一想，这三个结合起来，不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好时代吗？但是历史再次告诉我们，想要在其中行仁是行不通的（很难）。那么在现在的我们如果要去做这一类事情，该如何去行呢，需不需要进行改变呢？这就要想到我在开头提到的“仁行”了。接下来，就开始从道统、政统、学统这三个方面去解释来源，如果却有一个更好的目标，更好的希望。
既然要复兴，借鉴前辈肯定是最重要的一环，那么我们就先从古代对三统的处理方式以及样子是什么样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我认为首先重要的就是道统，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根基，以及这个国家所拥有的思想。道统对于儒政来说就是那颗活生生而不麻木的仁心了。将仁外推所得到的就是不欲勿施、立己达人。当然，道统也可以多样化，可以把道统的创造称为哲学家。第二个就是政统了，毫无疑问，刚才所提到的圣君贤相就是古代政统的标杆。如何去将仁推于政，才是最难的。再就是学统了，古代在学统从这方面的表现主要就是一些见闻之知，按照现在角度来看的话，可以被称为前科学。为什么是前科学呢？这就需要从现在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了。仔细想想，我们中国这么大，但是为什么在上世纪早期却遭受了几个连国内省面积都不到的外国国家进行了侵扰？毫无疑问，清朝末年带来的就是闭锁关国，完全是不吸收外国的任何文化，而西方各国早已经开始工业革命快两百年了，咱们隔壁的日本也不甘懦弱。所以在现在看来，学统需要做出一定改变，但是仔细想想儒政的困局，想要在这三个统之内达到目标都不是很容易。那么这是不是就代表我们不要去做了？那这怎么行呀，不去试一试，怎么能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呢？这不仅是本分，也是世代儒家为了这个所努力的目标，所以这三者我认为都需要进行一定改变。因为，时代在变化，我们不可能依据古代所有的一切去决定现在该如何去做。那么该如何去破局并复兴呢？我们就将视角移步现代，一个个分析“统”。
首先就是道统了。这点不管是在旧儒家以及新儒家看来，我认为都是不需要改变的。因为道统往往意味着根本，而儒的根本就是仁。没错，我们依然要保留那棵活生生的仁心，不欲勿施，立天立地立大人。本质是不可能去变的，内在的精神是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但是有些人就会不同意：什么道统，我想去信仰什么宗教、想要去从什么家是我自己的事情呀，ok，宗教自由没有任何的错误，但是那样的话，很遗憾，那你就不会是儒家了。
然后就是政统了。古代所传承的就是世袭制度，说白了就是家天下，天下属于一家之手。历史用长长的几千年来告诉我们，至少在家天下的局部中，仁行的推行不仅难，且有时候根本指望不上（我在开头有所提到）。为什么如此之难呢？因为君位老是得不到该有的约束。于是，君就会凭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去做各种事情，往往就在这一过程中而碰壁，而导致了坏果。那么，如果是采用民主选举制来“改造”君之位，改变如古时的尴尬，那么可不可行呢？如果把这事放在过去，肯定是不行的。君：这个天下是我打下来的，凭啥让你们决定谁在这天下的第一宝座上？......说白了，如果是古代的世袭制，毫无疑问，想要民主选举制度？笑死，根本不用想......但是现在为什么就是民主选举制啊，从民国时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一位位主席不都是民众以及国臣投票决定的吗？所以民主制度可不可靠？在我看来是可靠的，因为这时此国家有由百姓来做主，启用选举制度来决定君位之人，并且在即为之后也要充分的运用民主，对君位形成有效地约束，进一步减少危险而加大政民的互通力度，形成更有效的政治。这不就解决了如果我们开头所提到的“权力过大”的困局吗？而且，被选举的人一定要通过“修齐治平”来去达到，去完成自己的道德修炼以及层层超拔，只有这样才可以在人民的心中完善你的形象，人民才会信任你。当然，修道的过程是很难的，并且这条路是一条无尽之路，但是只要上路，就会有属于你与国家民族的庆典！
再就是学统了，联系我们刚才所讨论的点，对于现在的科技发达的时代来说，学统之中必须有现代的科学技术，以及其他的见闻之知，这样才会让我们的国家在现在的世界中立脚，并发展。毕竟我们经历过没有科学技术的、被人压迫的时代。当然，去习得的过程也难，想去做好一件事情，没有简单的，还是去笃行吧！当然，在学统的重新创立时，创新在这是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只有不断地去创新，鉴古而再根据现在的环境创新出对于现在世界有意义的东西，才是我们真正目标。说白了就是要改变“行动”，也就是在开头所提到的“仁行”。
我认为与我们关系最大的就是道与学，基于此我们是可以去学习，并且坚守这一本质，给这个时代做出一定影响的。在我看来，政统似乎是最难的，因为政统的目标不在于一个人的努力，不同于古代的是在民主政治下，是需要所有人的努力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因为三统都难而去放弃复兴！......so，基于政统，我们又该如何去改变呢？
我们认为可以根据道德图谱的四个层次去进行分析，得出属于民主政治的“属性”。我认为本能层面是根本没有“政”这一说的，因为你在本人曾根本无法去理解真正的政，这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如果是弱者，我们只能等待受死，受着外界的一切控制，说白了就是奴隶。我们当然不愿意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再看一下心理层次。这个层次的政好理解吗？法律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好，让秩序更稳定，但是以情处法，设一个明智的选择吗？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当了市长，你的家属亲人们觉得你是他们的骄傲，你是他们的至亲，所以在他们的要求下你让他们担当了这个城市的其他职责（说白了就是没有任何的理由把他们提拔为官）。这可就出大问题了，没有经过一定的理性选择，只靠一时之情让他们做了官，作为市长既没有担当你的责任，反而还害了亲戚与民众。有些人会认为法太严苛，表达的无情、冷酷，但是在这样的时刻，我认为是需要去表达冷酷的。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不能以情去衡量。像那些巧言令色之人，都是以情理官的。一套好的政治制度是被我们带来更好的自由，但是在心理上是不能缺少约束的，不然制定法律的意义何在？你给别人提醒一些关于道德的事情？人家才不会呢，只有自己才可以。那么理性层的政又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会起到两种不同的效应。一种就是没有正确的利用理性，有些人会把理性当成一个去索取外界的工具，比如说你去开个餐馆，结果就和一些政府的官员打好交道，让他们去做保护伞，这毫无疑问会提大你的利益效益。的确把你给餐馆吃饭的人也可能会有些人赖帐，在官员的保护下，他们是不可能赖帐的。但是至于如何去打好交道，是要去给钱吗？还是不给钱呢？这种事情太难解释，因为其为极端，这样的利益以及使用性取向用在这种地方上我认为是不合理的。还有些在人民大会堂的官员在投票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好自己的明确目标。所以我们应该正确的去使用理性，这点就体现，在了民主政治上，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直到创造出一些原本所没有的价值。民主政治的要求就是每个人都必须去理性的对待政治上的所有事情，并且要使自己拥有理性。有时候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只有个人努力才靠得住。这点就体现在南非的政治上，原本南非的统治者是从欧洲来的白人，在上世纪还算是一个发达国家。但是后来经过了当地黑人的起义，总统曼德拉成功地推翻了白人政治。但是在他死后，南非渐渐的沦落成了一个中级别的发展中国家。
所以要人人都具备理性，才可以实行有效的、有价值意义的民主政治！
那么德性层应该如何去理解呢？这点就是然后你自己的治国能力了。通过修齐治平在经过民主的选举登上至高无上的君位，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自己，并且治理好国家，同时要让自己受着束缚，只要自己的在任时间一到，便下台。没错，这就是圣贤型的人，充分的恕、爱。但是我认为这点并不是我们非要去做到的目标，而是政治对我们意味着一种新的意义，不再为了个人的利益，将世界纳入了自己对心胸。就像是儒家所说的修齐治平，开创出新的局面，利用改革过后的政统以及道统，去实践仁行，就这样如同古代的天命一样的循环才可能会结束。
啊，终于论述完了......那么这样的政策到底能不能实施呢？毫无疑问是非常难的，这不仅需要每个人的理性去正确的发挥民主的作用，还需要完善人与人之间和平的关系。但是想要做到也并不是不可能，因为在历史上，开元盛世就有过一小段这样的时候，据说连东西掉到路上，几天都没有人来捡，夜深人静的时候，大门都开着，也没有盗贼入内。通过时间，一旦实施成功，盛世的局面可想而知。所以，虽然极难，但是儒家并没有真正的过时，变行不变本，才是我们最终需要去实施的。然而关于根本，我们也不得不去学习、参考古儒的思想。所以，在我们通过这一环之后，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创造一个治世。虽然某种意义上来说不是很理想，但是在“改革”，再加上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虽然对于一个14岁的初一学生来说，首先要做的，就是完善自己的本分，从我做起。以后在有能力之后，再去完成最终的目标。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贞元的学子们，请绽放出一朵花来，嗅到你的芬芳，去改变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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