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传】

慈禧太后
慈禧（中国晚清时期重要政治人物）

人物生平

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一般根据其徽号简称为“慈禧”“慈禧太后”，又有“西太后”“老佛爷”“那拉太后”等称呼。中国晚清时期重要政治人物。咸丰帝的妃嫔，同治帝的生母。

慈禧于咸丰二年（1852年）入宫，赐号兰贵人（一说懿贵人），次年晋封懿嫔。后生皇长子载淳（同治帝），晋升至懿贵妃。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驾崩，载淳即位，她与慈安两宫并尊，称“圣母皇太后”，上徽号“慈禧”。之后联合慈安、恭亲王奕䜣发动辛酉政变，诛顾命八大臣，夺取政权，形成“二宫垂帘，亲王议政”的格局。执政初期，整顿吏治，重用汉臣，获取列强支持，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等起义，使得清王朝获得了暂时的稳定。同时期，洋务运动开始，近代工商业获得初步发展。史称同治中兴。同治帝崩逝后，她择咸丰帝之侄载湉（光绪帝）入继大统。随着慈安暴卒、奕䜣被罢免，慈禧开始独掌大权。期间一度归政，但在戊戌政变后再度训政。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利用其斗争对列强宣战，引发八国联军侵华。两宫回銮后，相继实行清末新政、预备立宪，企图挽救王朝危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光绪帝驾崩，慈禧选择溥仪作为新帝，她自即日起被尊为太皇太后。次日在北京仪鸾殿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葬于定东陵。

慈禧前后掌晚清政权四十七年，是清朝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围绕着慈禧在中国近代发展中所起作用的评价，中外学界也有着不同的讨论。

入宫得宠

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1835年11月29日），叶赫那拉氏生于京师（今北京市）。她出身在一个满洲镶蓝旗（后抬入镶黄旗）军功世家的支流，曾祖父吉郎阿任户部员外郎，祖父景瑞做过刑部郎中，父亲惠征曾任安徽宁池太广道。

咸丰元年（1851年），清廷颁布选秀女诏书，次年（1852年）二月，十八岁的慈禧参加八旗选秀，被咸丰帝赐号为兰贵人，于同年五月初九日入宫。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二十六日，晋封懿嫔（“懿”在满文中作“nesuken”，意为“温和”“安懿”）。十一月三十五日，以协办大学士贾桢为正使、礼部左侍郎肃顺为副使，行册封懿嫔典礼。
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二十三日，她生下咸丰帝唯一的皇子载淳，母凭子贵，在同月二十四日晋封懿妃。十二月初一日，以大学士彭蕴章为正使、礼部尚书瑞麟为副使，行册封懿妃典礼。咸丰七年（1857年）正月初二日，晋封懿贵妃。从此，她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咸丰帝的皇后钮钴禄氏（即慈安太后）。十二月十三日，以大学士裕诚为正使、内阁学士黄宗汉为副使，行册封懿贵妃典礼。

当时，咸丰帝体弱多病，兼之当时的清朝，外有英法联军入侵、内有太平天国起义，让他心力憔悴。懿贵妃工于书法，于是咸丰帝时常口授并让其代笔批阅奏章，并且允许懿贵妃发表自己的意见。自此她开始干预朝廷政事。

辛酉政变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前，懿贵妃随咸丰帝逃往热河避暑山庄。咸丰帝即将出逃时，懿贵妃极力谏阻，忤逆了咸丰帝的意旨。到达避暑山庄之后，肃顺乘机劝说咸丰帝像汉武帝赐死钩弋夫人那样杀掉懿贵妃。咸丰帝“濡需不忍”，没有按他的意见办。但是，懿贵妃已“声势大减”，对于他人的请托，不敢轻易许诺。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在热河去世，载淳即位，即同治帝，定年号“祺祥”。同治帝尊皇后钮钴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圣母皇太后。到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二十五日，又分别尊上徽号为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俗称东太后、西太后。

咸丰帝在临终前，将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景寿、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任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同治帝处理朝政，后世称之为“顾命八大臣”；又给皇后和皇太子（由载淳生母懿贵妃代管）两枚代表皇权的图章。同治帝登基后，发布谕旨，均由赞襄政务王大臣草拟缮递后，请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发下。上曰“御赏”二字，下曰“同道堂”三字作为符信。慈禧则以皇帝生母的身份代行皇帝的职权。当时人称这种体制是“垂帘辅政，盖兼有之”。

但是，载垣等人为了独揽大权，不仅排斥远在北京的咸丰帝的六弟、恭亲王奕䜣，也不愿两位皇太后干预朝政。慈禧对此感到非常不满，她首先说服慈安，然后派人和奕䜣取得联系。奕䜣不顾载垣等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无庸前赴行在”的上谕，请求叩谒梓宫。八月初一日，奕䜣到达热河，哭祭后，慈禧太后传旨召见，载垣等极力阻挠。但慈禧坚决要见，多次派太监传旨。奕䜣请端华作陪，端华目视肃顺，肃顺笑着说：“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于是，奕䜣单独进见，和慈禧、慈安秘密策划从载垣等手中夺权。奕䜣认为，热河是载垣等的势力范围，要除掉他们，非回北京不可。慈禧担心外国人出面干涉，奕䜣满有把握地说：“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这次密谈，长达两个多小时。在一切安排就绪之后，奕䜣离开热河，连夜赶回北京。

八月初六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更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事务。慈禧看后，非常高兴，召载垣等面谕照所请传旨。载垣等却以祖宗旧制向无皇太后垂帘之礼为理由，坚持写明发上谕痛加驳斥，并由焦佑瀛起草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上谕稿，送交慈禧。慈禧将它和董元醇的原折留下，不予发抄。慈禧召见载垣等人，载垣等怒形于色，说他们是“赞襄皇上，不能听太后之命”，并指出“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慈禧气得两手颤抖，年幼的同治帝吓得直哭，把慈禧的衣服也尿湿了。慈安从中调停，劝双方“留着明日再说”。

第二天清晨，慈禧没有传旨召见。载垣等以“搁车”相威胁，发下的折件，他们拒绝开视，说：“不定是谁来看。”到了中午，慈禧才将董元醇的奏折和焦佑瀛所拟谕旨发下照抄。载垣等要求钤用图章，慈禧也照办了。载垣等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载垣等以为，慈禧已经向他们屈服，不再把她放在心上。而慈禧则利用对方的麻痹，积极进行政变的准备。九月十八日，慈禧太后就在热河行宫让她的妹夫、咸丰帝的异母弟醇郡王奕譞草拟谕旨，准备回北京后发布。

根据奕䜣在热河时一同商定的日程，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的梓宫从避暑山庄启运回京。慈禧、慈安和同治帝在避暑山庄丽正门外恭送梓宫上车后，就从小路先行，同行的有载垣、端华、景寿、穆荫。肃顺则和奕䜣等随梓宫后发。赞襄政务王大臣中的三位核心人物——载垣、端华、肃顺，被巧妙地分割开了。

九月二十八日，慈禧到达石槽，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军务、兵部右侍郎胜保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二十九日，慈禧一行进德胜门回宫。三十日，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联名上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纪纲而防流弊。政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慈禧以皇帝的名义发布早在热河就已经拟好的上谕，以不能尽心和议、阻挠咸丰帝回銮、反对太后垂帘等罪名，将载垣、端华、肃顺解任，令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退出军机处。接着，慈禧太后又以载垣、端华“肆言不应召见外臣，擅行阻拦”，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不久，肃顺被斩首，载垣、端华赐令自尽，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均被革职。据说肃顺在临刑前曾叫嚷道：“再没有想到上了小娘们儿的当”。之后，慈禧等决定改年号为同治，以翌年为同治元年。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一日（1861年12月2日），同治帝奉两宫皇太后前往养心殿，举行垂帘听政大典。奕䜣任议政王、军机大臣，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集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成为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此后持续二十年的“二宫垂帘，亲王议政”的格局正式形成。

两宫垂帘

短暂的“中兴”

慈禧太后登上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之后，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组织的地主武装湘军、淮军和楚勇等，勾结列强，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和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地的苗民、回民起义，使清朝的统治得到暂时稳定，出现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

在统治集团内部，慈禧一方面采用洋务派“自强”和“求富”的方针，购买洋枪、洋炮，训练海军、陆军，开办一些新式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以加强清朝的实力，另一方面又支持顽固派对洋务派进行牵制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叔嫂斗争

随着慈禧地位的巩固，她和奕䜣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四日，编修蔡寿祺上疏弹劾奕䜣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并要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尽管所劾各款，均无实据，但慈禧仍于同月初七日召见大学士倭仁、周祖培等人时，却交给他们一份错字连篇的朱谕，指责道：

同治三年（1864年）的奕䜣
（奕䜣）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始（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中胡谈乱道。

在一通批判后，慈禧谕令革去他的一切差使。这道朱谕，经周祖培等人修改后，当日由内阁颁发。这种做法，遭致许多亲王和大臣的反对。如在朱谕发布次日，惇亲王奕誴上书慈禧，说：“恭亲王自从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曾听说有什么明显的劣迹，只是在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有诸多不检之处，终究没有让臣民共见共闻。而他被参劾的各款罪名，查办又无实据，如果马上将其罢斥，我私下担心传闻中外，议论纷纷，对朝廷用人行政，似有不小的关联。”于是请求“饬下王公大臣集议，请旨施行”。当天，慈禧召见孚郡王奕譓及军机大臣文祥等三人，令传谕王公大臣、翰詹科道第二天在内阁会议，将惇王、蔡寿祺的奏折下发，并对文祥等表示，一切“均无成见，总以国事为重”，如果“君等固谓国家非王（奕䜣）不治，但与外廷共议之，合疏请复任王，我听许焉可也”。于是，北京城内盛传慈禧怒气已消，对奕䜣仍然信任。宫中甚至传说，恭亲王将再行辅政。但在会议之前，慈禧太后召见倭仁、周祖培、瑞常、万青藜、基溥、吴廷栋、王发桂等人时，转而严厉批评奕䜣“狂肆已甚，必不可复用”，要求倭仁等“为我平治之”。等到召见后，倭仁等至内阁与王公大臣等会议，转述了慈禧的意见；文祥也转述了昨天慈禧召见时的谈话。这两种意见，截然相反。诸臣相顾愕然，无所适从，不成议而散，定于三月十四日再议。

三月十三日，醇郡王奕譞自东陵赶回北京，急上一疏为奕䜣求情，请求慈禧宽其既往，令其改过自新，以观后效。慈禧将这一奏折也发交王大臣会议。十四日，王大臣等再次在内阁会议，仍然议论纷纭。倭仁按照前日慈禧的面谕，起草了一份疏稿，认为醇王等疏可置勿议。肃亲王隆懃等则赞同醇王的意见，写成另一疏稿，许多人表示赞同。倭仁不得不四次修改自己的疏稿。后来，军机大臣名列于倭仁折；礼亲王世铎及王公宗室大臣七十余人则署名于肃王折；都察院、宗人府别有折；内阁学士殷兆镛、潘祖荫，给事中谭钟麟、广成，御史洗斌，学士王维珍等均有折上呈。慈禧感到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不仅会遭到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而且会引起外国的干涉。既然惩儆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顺水推舟，于十六日发布上谕：恭亲王奕䜣著即加恩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四月十四日，慈禧又以奕䜣因谢恩召见，伏地痛哭，深自引咎，颇知愧悔为理由，让他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议政王名目则不再恢复。因此，奕䜣的权力被大大地削弱了。

撤帘与二次垂帘

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帝已十七岁，慈禧、慈安为他选后。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十八岁的同治帝亲政，两宫太后撤帘归政。

同治帝亲政后仍难摆脱慈禧的干预。当时，慈禧为了享乐，授意同治帝修缮圆明园以供其居住，同治帝也想趁此机会让太后离宫居住，以摆脱慈禧干预朝政，然而当时财政紧缺，圆明园又残毁严重，修复耗资甚巨，同治帝坚持开工，引起奕䜣等王公大臣多人反对，同治帝竟将他们全部革职。最后，慈禧出面制止了同治帝这一决定。

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同治帝染病，御医诊断为天花。在慈禧的授意下，所有内外各衙门陈奏事件，又由她批览裁定。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酉刻，同治帝死于养心殿东暖阁。戌刻，慈安、慈禧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奕誴、奕䜣、奕譞、李鸿藻、徐桐、翁同龢等二十余位王公大臣。慈禧首先发问：“此后垂帘如何？”一位军机大臣回答说：“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慈禧说：“文宗（咸丰帝）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心，汝等敬听。”她选的这个人，就是奕譞的儿子，也是她和咸丰帝的侄子，年仅四岁的载湉。这个决定使与会诸臣都感到吃惊，奕譞更是“惊遽敬唯，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诸臣遵命，退至军机处拟旨。慈禧派遣御前大臣及孚郡王奕譓等带暖舆前往宣武门外太平湖醇亲王府迎接载湉。初六日凌晨，载湉被拥入乾清门，至养心殿谒见两宫皇太后，以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的名义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年号光绪，俗称光绪帝。慈安、慈禧又一次垂帘听政。

大权独揽

自光绪六年（1880年）至光绪七年（1881年）初，慈禧患上痢疾，病势沉重，无法处理政事，由慈安一人独自处理大小朝政。不善于摆布朝政大事的慈安，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最终在三月初十日（1881年4月8日）猝然病逝于钟粹宫，年仅四十五岁。慈安死后，大病初愈的慈禧即刻召集相关大臣入宫，安排后事。不过，仍有观点认为，慈安是被慈禧毒死的。后世研究则认为，慈安本身就患有厥症（可能是脑血管疾病），因此其逝世是压力过大下的偶发事件，并不是短期下毒所致。从此，“政权尽归西宫”，慈禧“唯己独尊，以专执国政”，开始了近三十年的一宫“独尊”，总揽清王朝统治大权的局面。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战争期间，清军接连受挫。于是，慈禧在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以奕䜣“因循委靡，决难振作”为借口，免去他的一切职务，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等四位军机大臣被全班罢免；令礼亲王世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庆郡王奕劻助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世铎、奕劻，才具平庸，惟慈禧之命是听。于是，慈禧的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清军败法军于镇南关（今友谊关），致使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决意乘胜求和，下令撤军，并授权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于四月二十七日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

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慈禧太后面谕奕譞、世铎等，宣布光绪帝“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都亲诣行礼，并让他“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光绪帝当即长跪恳辞，奕譞、世铎等也恳请从缓，都遭到慈禧的拒绝。不久，慈禧发布懿旨： “皇帝亲政典礼，于明年正月十五日举行。”王大臣等又纷纷上书恳请训政。经过再三请求。慈禧才表示同意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

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由慈禧作主，将自己的胞弟副都统叶赫那拉·桂祥之女静芬指立为光绪帝的皇后，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同时入选，封瑾嫔、珍嫔。次年（1889年），大婚礼成。二月初三日，慈禧撤帘归政。御史屠仁守请明降懿旨：“外省密折，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圣鉴字样，恳恩批览，然后施行。”慈禧太后斥责屠仁守“乖谬”，将其开去御史，交部议处。但是，慈禧太后的急于归政，并不是她自愿放弃权力，她的一再推辞，甚至处分屠仁守，只不过是企图使人们相信“垂帘听政，本非意所乐为”。她的垂帘听政、训政，都是“一时权宜”，出于“万不得已”。

在训政结束后，朝内一切用人行政，仍出慈禧之手，“上（光绪帝）事太后谨，朝廷大政，必请命乃行。”

帝后相争

六十割台湾（中日甲午战争）

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清廷成立海军衙门，以奕譞总理海军事务，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他们禀承慈禧太后的意旨，以办海军的名义，修葺咸丰十年（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的清漪园。为了掩人耳目，恢复昆明湖水操，并在此设水师学堂。光绪十四年（1888年）二月一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将这一工程公开，取“颐养冲和”的意思，将清漪园改名颐和园。

为在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日（1894年11月7日）慈禧六十岁生日之际，于颐和园大规模地进行庆祝典礼。光绪帝于光绪十八年十二月（1893年1月）委派世铎、奕劻总办万寿庆典。不久，又成立庆典处，专办庆典事宜。仿照乾隆年间为孝圣宪皇后祝寿的成例，自紫禁城西华门至颐和园东宫门沿途所经，分设六十段点景，建造各种不同形式的龙棚、经坛、戏台、牌楼和亭座。江南、杭州、苏州三个织造衙门，特造彩绸十万匹，以供庆典之需。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战争之初，中外舆论都认为中国必胜。光绪帝主战，慈禧亦主战，“不准有示弱语”。但是，当有人建议停止颐和园工程、停办点景，移作军费的时候，慈禧却非常生气，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后来，清军在陆上战场上接连失利，北洋海军又在黄海海战中受到严重挫折，慈禧转而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幻想外国出面调停。由于形势日益紧张，慈禧不得不宣布：“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在大连陷落，旅顺危急的情况下，慈禧在宁寿宫度过了她的六十岁生日。

十月二十四日，旅顺失守。美使田贝根据美国政府的指示，为中日调处，先令停战，若议不成，再开战。光绪帝认为，“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无以计误我耶？”不愿接受其调停建议。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珍妃之兄礼部侍郎志锐“上书画战守策，累万言”，并与文廷式等弹劾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等主和派大臣。为了打击主战派，二十九日，慈禧以“近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为借口，将晋封不久的瑾妃、珍妃降为贵人。一天之后，又说珍妃位下太监高万枝“诸多不法”，交由内务府杖毙。接着，将奉光绪帝之命在热河练兵的志锐召回北京，调充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并裁撤满汉书房以孤立光绪帝。但是，主战的呼声并未因之停止。十二月初一日，御史安维峻上书，请杀李鸿章并弹劾军机大臣，认为“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并托之传闻说，“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尽管他表示对于这样的传闻“未敢深信”，而“未敢深信”的理由则是：“皇太后既归政，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把矛头直接指向慈禧。慈禧览奏后大怒，将安维峻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十三日，刘公岛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清廷派往日本议和的使臣张荫桓、邵友濂又遭到日方拒绝，日本要求另派十足全权、曾办大事、名位最尊、素有声望的人为谈判代表。慈禧决定派遣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议。这时，李鸿章已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职留任。十八日，慈禧面谕军机大臣：“即著伊（李鸿章）去，一切开复，即令来京请训。”早先被重新起用的奕䜣说：“上（光绪帝）意不令（李鸿章）来京。如此，恐与早间所奉谕旨不符。”慈禧则说：“我自（与光绪帝）面商。既请旨，我可作一半主张也。”在次日的上谕中，李鸿章被赏还翎顶、黄马褂，开复革留处分，并作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伊藤博文签订了《马关条约》。

戊戌政变

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光绪帝锐意变法，遭到了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光绪帝曾对庆亲王奕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奕劻转告慈禧，慈禧怒道：“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奕劻再三劝说，慈禧才表示同意，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初十日，阻止变法的奕䜣病死。二十三日（6月11日），慈禧面告光绪帝：“前日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言国是未定，良是。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于是，光绪发布了由翁同龢起草的“明定国是”的上谕（即《明定国是诏》），把讲求西学，变法自强，作为清王朝的国策，使维新运动取得了合法地位。二十五日，光绪帝诏命康有为等于二十八日进见。二十七日，慈禧太后迫使光绪帝下诏，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开缺回籍（翁同龢一意在帝后相争中自保，且对变法采取消极态度，与光绪帝及变法支持者张荫桓等人产生矛盾，因此被免；并接连发布几道上谕：

命王文韶来京陛见，以亲信荣禄暂署直隶总督。

在朝廷臣工，“如蒙皇太后赏加品级及补授满汉侍郎以上各官”，都需要在具折后“诣皇太后前谢恩”，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也需一体具折向慈禧奏谢。

寄谕荣禄，定于本年秋季之间恭奉太后由火车路巡幸天津阅操。
五月初五日，王文韶补授户部尚书，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荣禄补授直隶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北洋大臣，节制北洋三军；崇礼补授步军统领。自此，慈禧将人事、财政和军事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当变法的诏书接连而下的时候，守旧官员非常惶恐，多跪请于慈禧，请她出面禁止，慈禧笑而不言。有人再三哭求，慈禧笑着说：“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七月十九日，礼部尚书怀塔布等阻格礼部主事王照条陈事务，光绪帝一怒之下，将阻碍变法的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六大臣同时革职。怀塔布的妻子向慈禧哭诉。慈禧对怀塔布深表同情， 召他赴颐和园，详细询问事情本末，令其“暂且忍耐”。二十日，光绪帝赏给变法干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品卿衔，让他们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康有为建议光绪帝效仿先朝开懋勤殿的旧例，选举英才，并延请东西洋专门政治家每日讨论，讲求治理。光绪帝令谭嗣同拟旨，并让他查阅历朝圣训，将康熙、乾隆、咸丰三朝开懋勤殿的旧例写进上谕。二十九日，光绪帝去颐和园向慈禧请求开设懋勤殿，“太后不答，神色异常”。光绪帝从慈禧的神态中察觉到危险后，召见杨锐，赐给密诏，要他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良策。谭嗣同建议争取正在小站练兵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的支持。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在颐和园玉澜堂召见袁世凯，让他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劝袁世凯于初五日请训时，请光绪帝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领本部兵赴天津，见荣禄，出朱谕宣读，立即将其正法，代之任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禄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装载所部军队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袁世凯表示同意，并满有把握地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但守旧势力也不甘寂寞。早在七月二十日以后，怀塔布、立山、杨崇伊等就先后前往天津与荣禄密谋。袁世凯奉诏入京之后，荣禄即假称有英国兵船数只游弋大沽海口，传令各营整备听调；令聂士成带兵十营来津，驻扎陈家沟，以断袁军入京之路，并派人给袁世凯送信，要他立即回防。这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已到达北京，光绪帝准备于八月初五日召见。一些维新派人士认为，如果任用伊藤博文等人，就可以使新政成功，国家转危为安。守旧势力则认为：“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初三日，杨崇伊通过奕劻呈递密折，指控维新派“蛊惑人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指伊藤博文），贻误宗社”，并“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谋”。这天，奕劻、载漪同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并说：“伊藤已定于初五日觐见，俟见中国事机一泄，恐不复为太后有矣。”慈禧当即改变原定计划，提前于初四日由颐和园还宫。她直入光绪帝寝宫，抄走了所有的奏折，当即令人将光绪帝送往瀛台。从此，光绪帝失掉了人身自由，尽管袁世凯请训、伊藤博文觐见都按原计划进行，但这些活动，都有慈禧的心腹严密监视。初六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由自己再行训政。同日，慈禧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将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革职，并将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拿交刑部治罪；以“滥保匪人，平素声名恶劣”的罪名，将御史宋伯鲁革职，永不叙用。

八月初八日，慈禧在勤政殿举行训政大典。由于袁世凯的告密，慈禧太后已经知道康有为等的密谋。初九日，又下诏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审讯。未俟复奏，即以“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的罪名，于十三日将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六人杀害；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许多参与或支持维新变法的官员，分别受到了降级、革职、流放的处分。一切新政全被废除。 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

立储失败（己亥建储）

变法失败后，慈禧想以光绪帝病重为借口，另立新君。由于列强和一些地方督抚的反对，慈禧太后的计划没有实现。最后，慈禧太后采纳了荣禄的建议，以光绪帝“痼疾在躬，艰于诞育”为理由，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此事最后以“两宫回銮”前后，载漪、溥儁父子被发配新疆而告终。慈禧废光绪帝的企图宣告破灭。

仓皇西狩

戊戌政变后，中国北方兴起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刚刚在山东开始“灭洋仇教”的反帝斗争时，慈禧是一意主剿的。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慈禧太后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慈禧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撤换了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的山东巡抚毓贤而代之以袁世凯。但在十天之内，她接连三次发布谕旨，要袁世凯严饬各属，“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不可徒恃兵力”，一定要以弹压解散为第一要义，保证京畿腹地的安定。这时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既不敢得罪帝国主义，又害怕一味操切，会激成巨祸。她希望各省督抚慎选贤吏，整饬地方，与民休息。遇有民教词讼，应该持平办理，不稍偏重，化大为小，化有为无，从而达到“固根本”“联邦交”的目的”。

后来，山东义和团由于袁世凯的镇压，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直隶的义和团却得到迅猛的发展，并进入北京。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二十四日，涞水义和团杀死了前往镇压的清军副将杨福同。二十九日，约三万义和团众占据了涿州。各国驻华公使在照会清廷强烈要求镇压义和团之后，又不顾清廷的反对，坚持调兵进京保护使馆。五月初三日，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兼顺天府尹赵舒翘、顺天府尹何乃莹奏称：义和团声势浩大，“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派将帅统领，把他们编入行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敢之气”，这样“化私忿而为公义”，如果有“缓急可恃”。对于这样的意见，慈禧非常欣赏。但在抚用之前，她先在五月初九日、初十日分派赵舒翘、协办大学士刚毅前往涿州，考察义和团的情况。初十日晚，慈禧召集王公大臣密议对付义和团的策略，经过激烈的争论，决定对义和团实行招抚。十二日夜，各国驻京领事分别收到本国公使请即火速调兵进京的急电，立即举行会议，决定组建近两千人的八国联军，以英国海军中将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为统帅，美国海军上校麦卡加拉为副统帅，于五月十四日分批乘坐火车，自津赴京。行至廊坊，遭到义和团的阻击。十五日，义和团大规模地进入北京。第二天，北京义和团开始焚烧教堂。慈禧派启秀等以她的名义慰问各国公使及其夫人，并派许景澄、敬信、那桐、赵舒翘等赴英使馆会晤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再次劝阻各国调兵进京。各国公使却联名照会总署，声称“各国之兵现已决计入京，我等无力阻止，深为贵国惋惜”。以保卫使馆为名强行进入北京的侵略军，在各国使馆官员的指挥下，在北京街头肆意抓捕、驱赶、枪杀甚至炮击义和团及中国居民。

此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对帝国主义是战还是和的争论更加激烈。以载漪、刚毅、徐桐为代表的顽固派，主张招抚义和团，抗击列强；而奕劻、王文韶、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中央大员和地方督抚，则主张痛剿义和团，避免列强的武装侵略。慈禧虽然倾向于前者，但是向列强宣战事关重大，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依违于剿抚和战之间。为了争取更多的人的支持，从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慈禧连续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剿抚和战问题。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太常寺卿袁昶认为，义和团是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慈禧立即加以驳斥。当天晚上，江苏粮道罗嘉杰派遣他的儿子面见荣禄，送上一份机密情报，据称得悉洋人照会，内容共有四条：
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
代收各省钱粮；
代掌天下兵权；
勒令皇太后归政。
荣禄得到这一情报，犹豫整夜，次日黎明，即进呈慈禧。慈禧看后，悲愤交加，决心对列强宣战。二十一日申刻，在仪鸾殿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慈禧在宣读了所谓洋人照会的前三条之后，接着表明“今日衅开自彼（列强），国亡在目前”，与其坐等灭亡，比如“一战而亡”。与会诸臣纷纷表示愿效死力，载漪、侍郎溥良等更是极力主战。慈禧又高声说道：“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诸臣又叩头说：“臣等同心报国。”于是，慈禧命徐用仪、立山、联元往使馆表明态度，又令荣禄以武卫军准备战守。

五月二十二日，慈禧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筹议和战。二十三日，她得知罗嘉杰递送的情报纯属伪造。但是，法国驻天津总领事杜士兰关于各国水师提督、统领限清军于二十一日凌晨两点将大沽口各炮台交出，否则以武力夺取的照会，已由直隶总督裕禄奏报清廷。杜士兰的照会表明，战争即将开始。当慈禧读到这份照会的时候，大沽口各炮台早已陷落。这天未刻，慈禧太后在仪鸾殿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宣战，命许景澄等往告各国使臣，限他们于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北京。光绪帝不愿开战，拉着许景澄的手说：“更妥商量。”慈禧太后怒斥道：“皇帝放手，勿误事！”于是，总理衙门向各国使臣发出照会，令各国使臣及眷属人等，带同护馆弁兵，于二十四小时之内起行，前往天津。二十四日下午，董福祥所部甘军及武卫中军联合义和团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二十五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宣战诏书。同时，清廷对义和团的方针，由攻剿改为招抚。为了加强对义和团的控制，二十七日，慈禧太后派庄亲王载勋、刚毅统率京、津一带义和团，并派英年、载澜会同办理。

但慈禧的这一决定，遭到以刘坤一、张之洞为首的地方督抚的反对。他们联名电奏清廷，力主剿团乞和，并积极活动，与列强订立条约，实行“东南互保”。于是，慈禧的决心开始动摇。二十九日，她电谕李鸿章、李秉衡、刘坤一、张之洞等沿海沿江各督抚，说明此次宣战，并非“衅自我开”。当天下午，慈禧命荣禄前往使馆慰问各国使臣，并于北御河桥竖立木牌，牌上大书：“钦奉懿旨，力护使馆。”六月初三日，慈禧太后在给各驻外使臣的谕旨中，虽仍然坚持此次兵端，并非“衅自我开”，但把义和团从“义民”改成了“乱民”，说“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要他们向各国外交部切实声明，达知中国本意，并表示对各国使馆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对“乱民”将“设法相机自行惩办”。

在帝国主义的进攻面前，慈禧一方面继续声称“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势”，要求各省将军督抚“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认真布置战守事宜。另一方面，却分别致国书于俄、英、日三国君主，请他们出面“排难解纷”。接着，她调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准备与列强谈判。慈禧对义和团虽仍继续利用，但已在这之前，就谕令载勋“倘（义和团）仍有结党成群，肆意仇杀者，即行拿获，按照土匪章程惩办，以靖地方”。
六月十八日，天津失陷。二十一日，慈禧又分别致国书于德皇和美、法两国总统，请他们“设法维持，执牛耳以挽回时局”；令荣禄停止攻打使馆，并令总理衙门给各使馆送去食物。但联军并没有停止进攻。七月十八日，八国联军攻陷通州。二十日，进入北京。二十一日凌晨，慈禧装扮成民间妇女，头挽便髻，身穿蓝布夏衫，带着光绪帝、皇后、瑾妃、大阿哥及王公大臣十二三人，在两千余名兵勇的护卫下仓皇出逃。行前，将请求让光绪帝留京的珍妃投入乐寿堂后的井中；令奕劻、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帝国主义进行谈判。八月十四日，慈禧到达山西崞县，正式发布谕旨，说：“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除不可。”她以为，只要把责任推给义和团，就可以取得侵略者的谅解。但各国使臣却以请太后归政，严惩支持义和团的王公大臣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同时，要求慈禧、光绪帝及早回銮。在侵略者的压力下，慈禧于闰八月初二日发布上谕，以“纵庇拳匪，启衅友邦”的罪名，惩处了主战或支持抚用义和团的载勋、溥静、载濂、载滢、载漪、载澜、英年、刚毅、赵舒翘等。对于回銮一事，慈禧却很不愿意。因为，北京在八国联军的控制之下，一旦回銮，光绪帝就可以恢复自由，行使皇帝的权力，她则不能“再预国政”，只有“退居深宫，以乐余年”了。这样的条件，慈禧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她不仅不回銮，反而走得更远。闰八月初八日，慈禧一行离开太原，前往西安。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交涉，参加武装侵略的国家除了俄、英、美、日、德、法、意、奥之外，又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它们共同拟定了“议和大纲”十二条草案。十一月初一日，奕劻、李鸿章从美国使馆抄得这份“议和大纲”，立即电告军机处，转呈慈禧。慈禧得知没有将她列为祸首，也没有要她归政光绪帝，如获大赦，当天就电复奕劻、李鸿章，对大纲十二条，原则上“照允”。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901年2月14日），慈禧发布上谕，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为了尽快达成和议，慈禧全部接受了帝国主义提出的条件。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廷与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慈禧虽以光绪帝为名发布宣战诏书，却并未依照国际法的惯例，将宣战照会交予各国在京使领馆处，使得宣战程序不甚完备，进而影响了对该文件的法律界定。因此在西方文本中，后来称之为“中国与十一国关于赔偿1900年动乱的最后协定” ）。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二十四日，慈禧自西安行宫启程，取道河南、直隶回京，在开封度过了她六十七岁生日。十一月二十八日（1902年1月7日）午刻，慈禧回到北京，结束了她一年零五个月的流亡生活。

风雨飘摇

为了讨好帝国主义，缓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欺骗人民，抵制革命，慈禧在西逃的途中，就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罪己，下诏求直言；到达西安后，又下诏变法。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三月，清廷谕令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办“新政”的机关，派奕劻、李鸿章、昆冈、荣禄、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与。根据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建议，陆续实行了一些新政，诸如废科举、兴学校、派遣留学生、鼓励农工商业、编练新军、调整一些政府机构等。但是，这些新政并没有超出戊戌变法的范围。在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局部的缓慢改良已经无济于事。慈禧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但是“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慈禧选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次年（1906年）五月，载泽等先后回国，奏请宣布立宪。载泽在密折中说立宪有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渐轻，三是内乱可弭。经过激烈的争论，七月十三日，慈禧发布了“仿行宪政”的上谕。但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实际上是以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并且以“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为借口，没有宣布实行立宪的时间。由于包括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人物，甚至部分驻外使臣、地方督抚、中央官员以至皇室成员要求速开国会的呼声日益高涨，为了拉拢立宪派，共同对付革命党人，慈禧于光绪三十四年八月一日（1908年8月27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

此时，清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慈禧“万几待理，心力俱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夏天，一向身体康健的她“时有不适”，到九月出现了腹泻。十月初十，她在西苑度过了她的七十四岁生日。由于举行庆典，活动过多，其病情继续发展。十四日，出现了“头痛目倦，……烦躁不安，口渴舌干，咳嗽，时而恶寒发热”等症状。次日，又“周身疼痛，面目发浮”。

尽享哀荣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在瀛台涵元殿驾崩（有关研究指出光绪帝是被毒杀，但具体死因，以及凶手是否是慈禧，均无定论 ）。大行皇帝无嗣，慈禧为了继续掌握朝政大权，将光绪帝的异母弟醇亲王载沣之子、年仅三岁的溥仪立为皇位继承人，年号宣统，继承同治帝、兼祧光绪帝，慈禧被尊为太皇太后，仿照顺治朝故事，授载沣为摄政王。但是，一切军国政事，载沣都要秉承慈禧的“训示”，“裁度施行”。然而在第二日未正三刻（1908年11月15日下午2时左右），慈禧便在北京中南海仪鸾殿病逝，享年七十四岁，与光绪之死仅隔一日。慈禧临终遗言说：“此后，女人不可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相违，必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

慈禧的丧礼，按照清朝列代皇帝的规格举行。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二十二日，清廷定其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其长度为清代帝后之最，简称“孝钦显皇后”（其中主谥“钦”，满文则作“kobton”，谥法中称“威德悉备曰钦”）。十月初四，慈禧被葬在河北省遵化市菩陀峪定东陵。

主要影响

掌权初期

两宫垂帘之初，慈禧在奕䜣等人的辅佐下，整饬吏治，重用汉臣，依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地主武装；又采用奕䜣提出的“借洋兵助剿”的政策，讨好英、美、法列强，组织“洋枪队”“常胜军”“常捷军”，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苗民起义，缓解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使清王朝得到暂时稳定。

出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自同治朝起，慈禧又重用洋务派，以“自强”和“求富”的方针，发展一些军用，民用工业，训练海军和陆军以加强政权实力。客观上对中国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这一时期，国内起义被平定，两次鸦片战争暂时满足了列强的贪欲，外交上没有吃大亏，洋务运动后清王朝的军事实力有所提高，工商业有了初步发展，被称为“同治中兴”。

掌权中期

光绪帝即位后，慈禧开始了与慈安的第二次“垂帘听政”。在同治年间，中亚浩罕汗国侵略者阿古柏就入侵并且占据了新疆大部分地区，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又出兵占领伊犁地区，慈禧等深感新疆的存亡事关重大。光绪元年（1875年），慈禧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命令各省协饷支应，以支持西征。光绪四年（1878年），清军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失地；光绪七年（1881年），通过曾纪泽与俄国的直接谈判，以及左宗棠军作为后盾，清政府收复伊犁大部分地区。同年，慈安突然去世。三年后，中法战争爆发，慈禧太后发动甲申易枢朝局之变，以奕䜣“萎靡因循”为由，免其一切职务，又将其余军机大臣罢免，开始独揽朝政。

在光绪十年（1884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在取得镇南关之战胜利后，决意“乘胜即收”，下令撤军，授权李鸿章与法国谈判，最后签订《中法新约》。

光绪十年（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建省，巩固了西北边疆。光绪十一年（1885年），又在台湾建省，加强了东南海疆建设。到光绪三十三年（1906年），清政府在东北改建行省，使东三省与内地制度并轨，强化了东北边疆民族的向心力。这些举措有利于维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

光绪十二年（1886年），慈禧借办海军为名，修葺了被英法联军焚毁的清漪园（后改名颐和园），之后实行“训政”。光绪十五年（1889年），光绪帝大婚后开始亲政，慈禧撤帘归政。由于光绪皇帝没有执政经验，也不可能短期内瓦解慈禧所构建的政治势力体系，所以名义上光绪帝亲政，实则慈禧在撤帘后又训政九年。在训政结束后，朝内一切用人行政，仍其出手。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军在水陆战场上连连失利。慈禧为了不影响自己的六旬庆典，支持李鸿章避战求和的方针，以各种借口打压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次年，在日本方面的要求下，慈禧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采纳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意见，开始变法。由于维新变法极大触动了满洲贵族旧势力和众多封建官僚的利益，他们以慈禧为首聚集起来，极力反对变法。变法开始百日后，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幽禁光绪帝，废除之前颁布的所有维新措施，捕杀“戊戌六君子”。戊戌政变后，慈禧宣布重新实行训政，并且制造舆论，准备废黜光绪帝，另立新君。由于英、日等外国公使和一些地方督抚的反对，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戊戌政变后，义和团运动兴起。慈禧最初主张围剿，但后来转向剿抚并用。且因对列强不断干涉内政、坚持调兵进京的不满，使其企图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从而引发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地方督抚张之洞、刘坤一等强烈反对对列强宣战，进行“东南互保”，她默认了这一情况。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慈禧带着光绪帝等仓皇出逃，同时命奕助、李鸿章为全权处理大臣，与列强谈判，屈辱求和，签订《辛丑条约》。

掌权后期

为了维持统治，抵制革命，改变自身守旧无能形象，讨好列强，慈禧在“西狩”期间表示要参照“西法”，改弦更张，切实整顿政事。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谕令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筹办清末新政的机关。随后在新政的名义下，陆续颁布了一些目的在于稳定清朝统治的法令，如调整官制、整顿吏治、改定刑律、编练新军、奖励实业、废除科举、兴办学校以及准许满汉通婚等。

慈禧为了更有效地抵制革命，便拉拢资产阶级上层，欺骗广大民众；同时企图通过改革官制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势，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慈禧表示：如果宪政能使“清朝基础永远巩固”,“民间革命之说自归消灭”，经过考察“确无弊窦”，便决议仿行立宪。同年，慈禧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次年（1906年），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准备从改革官制着手，逐步厘定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进行预备立宪。年底，慈禧公布中央官制，行政中枢军机处照旧不变，并增至11部。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又公布地方官制，将各省督抚的军权、财权分别收归陆军部和度支部。同时采用明升暗降的办法，把地方督抚中最有权势的袁世凯、张之洞内调为军机大臣。

在新政过程中，慈禧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下禁缠足令，开中国解放妇女之先河。她还亲自过问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使之得以昭雪。在慈禧默许下，开办女子学校，教授新学，逐渐风行于开埠较早之上海、广州等沿海之城镇。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革命势力迅速发展和立宪派请愿活动高涨的形势下，慈禧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二十三条。这个大纲仿照德国和日本的宪法，以保障“君上大权”为核心，保留君主专制特权，皇统永远世袭，皇权不可侵犯，法律议案须经皇帝核准施行，人民自由可由诏令限制，宣战、媾和由皇帝决定，用人、司法由皇帝总揽，人民没有真正的权利。同时，还颁布了《议院选举法要领》《逐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明定是年起的九年时间为预备立宪时期。但九年的期限，与立宪派要求的二到三年内实行立宪期望颇有差距。
随着光绪帝与慈禧相继去世，政局大变，立宪未能完成政治体制的结构性转型，清王朝也很快在革命中覆亡。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于慈禧通过照片外交，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签署法案，退还庚子赔款一千多万美元，主要用于支持中国官派留美学生；之后，英、法、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等国相继；七国退还中国之庚款“溢款”总数，约在海关银三亿两左右，对兴办教育事业颇有效果。

历史评价

中国

太平天国起义平定后，入京觐见同治帝和两宫太后的曾国藩私下曾对幕僚赵烈文回忆：“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奕䜣）、文（文祥）、宝（宝鋆）数人，权过人主。”

曾担任陆军部大臣穆尔察·铁良幕僚的恽宝惠曾道：“慈禧太后之为人，阴鸷而多智谋，对满汉大臣能恩威并用，权不旁落，绝非一般妇女所能及。”

章太炎在慈禧七十岁寿辰时撰联讽刺道：“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垠日，每逢万寿祝疆无。”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及文宗末造，孝贞、孝钦两皇后躬收政柄，内有贤王，外有名将相，削平大难，宏赞中兴。不幸穆宗即世，孝贞皇后崩，孝钦皇后听政久，稍稍营离宫，修庆典，视圣祖奉孝庄皇后、高宗奉孝圣皇后不逮十之一，而世顾窃窃然有私议者，外侮迭乘，灾祲屡见，非其时也。不幸与德宗意恉不协，一激而启戊戌之争，再激而成庚子之乱。晚乃壹意变法，怵天命之难谌，察人心之将涣，而欲救之以立宪，百端并举，政急民烦，陵土未乾，国步遂改。综一代之兴亡，系于宫闱。呜呼！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蔡东藩《清史演义》：
独信用曾国藩，实为慈禧之卓识，畀以重任，言听计从，卒能削平大难，戡定东南，清之不亡于洪氏，慈禧与有力焉。
慈安太后秉性冲和，倡言归政，无可讥议；慈禧太后犹在试验之期，一切用人行政，皆几经审慎，故称颂者多而毁谤者少。训政十年，东南戡定，西北渐平，两宫之力居多焉。
至若慈禧太后之所为，一经叙述，并未周内深文，而已觉强悍泼辣，仿佛吕武，非经绅商之电争，江督之抗议，各国使臣之反对，几何而不如吕后之私立少帝，武后之擅废中宗也。夫慈禧以英明称，初次垂帘，削平大难，世推为女中尧舜，胡为历年愈久，更事益多，反不顾物议，倒行逆施若此？
迨联军入京，仓猝西走，犹必置珍妃于死地，然后启程，妇人情性，辄蹈偏端，爱之则非常宠幸，虽为所播弄，至身败名裂而不恤；恶之则非常痛恨，当艰难困苦之遭，且出一泼辣手段，殄绝私仇，以泄昔时之忿。……天道无凭若有凭，叶赫亡清之谶，其信也夫！
慈禧后之喜谀好奢，曾见近今印行之《清宫五年》记，……拳匪之乱，联军入京，为慈禧后一大惩创，至回京以后，不思发愤图强，犹恋恋于珠宝首饰，宝非所宝，不亡何待？
隆裕后尚无亡国之咎，不过慈禧当国数十年，天人交怨，特假隆裕以泄其忿耳。慈禧考终，不及见逊位之祸，慈禧其亦幸矣哉！

清宫太监信修明曾回忆说：“慈禧的性格厉害、神智、人不敢犯。”

现代学者刘学昭曾提出，“精于治术而昧于世界大势”是慈禧给中国带来一系列灾难的根本原因。

现代学者房德邻认为慈禧作为政治人物最大的弱点在于不明大势。

现代学者李细珠说：“在中国历史上，慈禧太后是与西汉的吕后和唐朝的武则天鼎足而三的政治女强人。她们是太后临朝称制的标志性人物，均为男权世界中女主政治的异数。”他具体分析道：“一方面，慈禧太后统治靠的是政治经验与手腕，她有传统政客老辣的政治经验与高超的政治手腕。……另一方面，慈禧太后缺乏近代政治家的政治智识，她关注清王朝的皇位统治更胜于关注近代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可见，慈禧太后的统治，主要靠的是政治经验与政治手腕，靠个人的威望与影响力控制权力，在幕后操纵国家政权。这种政治模式，明显地表现出保守而缺乏远见的特征，可以维稳而难以开新。其实质是一种隐性专制政治，必然成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从而与政治近代化潮流背道而驰。”

外国

宣统帝的英文老师庄士敦说：“世人给慈禧太后的评价完全是两个极端，有的人认为她有着高超的政治艺术，使得一个庞大的朝廷在没有天子的情况下还能继续运转，而有的人认为，慈禧太后要对清朝的灭亡负主要责任。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持后一种看法，而据我所知，西方社会对慈禧的看法却大多数是第一种……。”在《紫禁城的黄昏》中，他还记述了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中译版作伊丽莎白，应为误译或原文讹误）的言论：“慈禧比我强多了，我只是一个既不伟大，也不渺小的人。”

另外，根据一些中文著作（或译著）的记录，还有一些外人对慈禧的看法，今收录如下：

美国驻华大使康格的夫人在《中国来信》中说：“慈禧太后第一次接见来自外交使团的七位女士是在外交大臣的努力和督促之下才得以实现的。1900年的动乱结束之后，宫廷回到北京，太后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她主动发起了很多次会见的邀请，大家自然都接受共进午餐。在私人会见时，这位伟大的女性才会表现出她的机智和女性魅力，以身为女主人的光彩和吸引力。她会拉着客人的手，以最关切的语气询问我们进宫的旅途是否疲倦；她会在夏天抱怨天气的寒冷；只要食物不合我们的口味，她就很着急；她会以最亲切的口气告诉我们能够见到我们是她的福气。她能够让所有客人着迷，即便之前她们存在偏见，她对每一个客人都能关照到，这也展现出了她身为女主人老练的能力。”

美国作者伊莱扎·鲁哈马·西德摩在《中国，长寿帝国》中这样描述慈禧：“少数几个见过这位慈禧的将她叙述为一位个子高挑、容貌出众的女性。她的眼睛好透射着一股灵气，有着明显的鞑靼人特征。她举手投足间透着由内而外的高贵和傲慢，谈话中，话语里带有不可动的权威和绝对的威严。”

美国作者何德兰在《慈禧与光绪》中描述道：“慈禧身高中等稍矮，可是穿的鞋鞋底正中有六英寸高的方形鞋跟，不知算不算是高跟鞋慈禧身着一身华丽的旗装，不仅漂亮，而且显得她格外的修长而庄严，似乎骨子里就是一个皇太后。她的身材很匀称，无懈可击，她的一举一动无不显示出她作为一名杰出女性和统治者的风姿。她的面容与其说是靓丽，倒不如说是活跃动人。她的肤色稍带橄榄色。浓浓的眼睫毛把她的漆黑的双眸衬托得更加动人。”

亚瑟·H·史密斯在《动荡中的中国》中说：“身为一个满族女人，想要掌握那些军国大事的知识，本来就机会渺茫，但是她却与只了解女红的东太后完全不同，处理大事的时候总能镇定自若，中国的门户面对敌对势力从来未被打开，这在中国半独裁统治的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要找一个原因，我想只能说是这位统治者本人拥有一种独特的品质和才能。”

《布莱克伍德氏杂志》评论道：“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最有趣的名人无疑就是被我们称呼为太后的那位女士。太后在垂帘听政期间处于每一个带有改革性质的运动的前列，其统治的性质只能从这一时期的性质加以判断。由于意志和感觉缺乏一个赖以遵循的明确中心，外交失败了。它的杠杆找不到支点。于是在中国获得成功的永远只有依靠军事力量。与太后这么一个女人就真的大不可能打交道吗？”

英国驻北京公使沃尔特·汤丽的妻子苏珊·汤丽（Lady Susan Townley）在《我的中国笔记》中说：有谁知道慈禧能否在自己花尽心思建造的奢华墓家中长眠吗？又有谁知道是否会有某个新的朝代去洗劫其中的宝藏而装饰它自己的陵墓吗？慈禧日益衰老了！根据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她的身体将会每况愈下，她钢铁般的意志也将变得脆弱不堪，她带有远见的目光也将变得模糊，在她之后，又有谁能够抵抗得住外敌入侵的浪潮，平息得了内部混乱的洪流呢？

美国女画师凯瑟琳·卡尔接连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宫内为慈禧画像，她记载慈禧的外貌称：“太后身材匀称，手形纤细优美且保养甚好。面貌端正，耳部轮廓极佳。黑发如漆，整齐光滑地梳成十分别致的发型。宽宽的额头，弯弯的眉毛，眼睛明亮有神，目光极具穿透力。鼻梁高而直，是中国人所称的‘贵人’鼻形。上唇的线条坚毅果断，大而美的口型极富动感，微笑时露出洁白的牙齿，下颌较为宽大而又不带任何夸张。所有这些，都显得魅力十足。假如我事先不知道她已将近69岁，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位善于保养的40岁左右的中年妇人。作为一个没了丈夫的女人是不能使用化妆品的，因此太后脸上显露的完全是自然、健康的光泽，可见平时的保养相当用心。加上服装、饰品的色彩搭配十分谐调，更显得容光焕发，顾盼生辉。同时，太后又是一个观察能力敏锐、富有见地的人，因此气度非凡，有着很强的人格魅力。”最后她总结道：“美丽、善良、智慧、极富人格魅力，这就是我眼中的慈禧太后。”

曾于19世纪末开始在中国居留五十余年的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在《动荡中的中国》中高度评价慈禧：“身为一个满族女人……她却与只了解女红的东太后完全不同……中国的门户面对敌对势力从来未被打开……我想只能说是这位统治者本人拥有一种独特的品质和才能。”

轶事典故

寝宫所在
大内
咸丰二年（1852年）五月初九进宫，居储秀宫丽景轩，并在此生下同治帝。
咸丰十一年（1861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先移居养心殿西耳房的平安室，后随居长春宫，有时在养心殿后殿西耳房的燕禧堂居住。
光绪十年（1884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再居储秀宫，并将储秀宫与翊坤宫打通。
光绪二十年（1894年）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8月14日，住宁寿宫乐寿堂，以西暖阁为寝室。

园林

咸丰二年（1852年）至咸丰十年（1860年），随咸丰帝居住于圆明园，寝宫为天地一家春（毁于英法联军）。
咸丰十年（1860年）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居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西暖阁。
光绪十四年（1888年）起，每年夏天居颐和园，冬日反居储秀宫或西苑，偶尔在颐和园过冬。
光绪十四年（1888年）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居西苑仪銮殿（庚子回銮后更名海晏堂，民国时期改名居仁堂，今不存）。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居西苑仪鸾殿（今怀仁堂）。

民间
北京西四辟才胡同（娘家）
保定慈禧行宫（庚子西巡期间）
怀来鸡鸣驿城正庭北屋东间（庚子西巡期间）

相关封号
慈禧在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参加八旗选秀后，封兰贵人；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二十六日，晋为懿嫔。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二十四日，晋为懿妃。咸丰七年（1857年）正月初二日，晋为懿贵妃。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同治帝即位，被尊为皇太后，称圣母皇太后。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二十五日，尊上徽号曰慈禧皇太后。其后慈禧的徽号变化及变化原因如下：
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月，因同治帝大婚，加上“端佑”二字。

同治十二年（1873年）二月，因同治帝亲政，撤帘归政，加上“康颐”二字。
光绪二年（1876年）七月，因光绪帝承统并适逢自己四旬“慈庆”（生日），加上“昭豫庄诚”四字。
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因光绪帝亲政，加上“寿恭”二字。同年三月，因光绪帝大婚，加上“钦献”二字。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八月，因自己的六旬“万寿”，加上“崇熙”二字。
经此累计，慈禧的完整徽号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帝崩逝，宣统帝即位，慈禧被尊为太皇太后。

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二十二日，在保留生前全部徽号的基础上，前加“孝钦”二字，后加“配天兴圣显皇后”七字，慈禧的谥号最终被定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后世简称“孝钦显皇后”。其二十二字的超长谥号，超过清朝开国皇后孝慈高皇后与咸丰帝的正宫孝德显皇后、孝贞显皇后，为清代及中国历代皇后之最，也超过入关后满清所有皇帝的谥号。

称老佛爷
在有些历史小说，电影、戏曲中，把慈禧太后称作“老佛爷”。实际上，“老佛爷”的称呼不是慈禧专用的，清朝各代皇帝的特称都叫“老佛爷”。清朝帝王之所以用“老佛爷”这个称呼，是因为满族的祖先、女真族首领最早称为“满柱”。“满柱”是佛号“曼殊”的转音，意为“佛爷”“吉祥”。后来，有的显赫家族，世袭首领，起名就叫“满柱”。满清建国后，将“满柱”汉译为“佛爷”，并把它作为皇帝的特称。

而慈禧能得到“老佛爷”的称呼，据说和一个故事有关。光绪初年，慈禧为达到二度垂帘听政的目的，曾使用了种种手段，但慑于朝中有人反对，终日心中不乐。心腹太监李莲英猜知真心事，便令人在万寿寺大雄宝殿的后面建了一座佛。建成之后，李莲英向慈禧谎称万寿寺大雄宝殿有双佛显光的吉兆。慈禧去后，发现万寿寺大雄宝殿供奉的依然是原来的三世佛，不觉勃然大怒：“明明是原来的三世佛嘛，哪来的双佛显光？”李莲英忙请她到后殿观赏。慈禧慢慢悠悠转到三世佛后，果见观世音坐在殿中央。这时，李莲英喊道：“老佛爷到。”其他人即刻跪伏高呼：“恭迎老佛爷！”慈禧故作不解道：“你们迎接的是哪位老佛爷呀？”李莲英等人答道：“就是迎接太后您老佛爷呀！”一席话说得慈禧心花怒放。自此，老佛爷这个称呼便从万寿寺传遍京城，举国上下，都称慈禧为“太后老佛爷”。

不富娘家

在垂帘听政的时期，慈禧太后除了按照惯例给自己家族封了承恩公的爵位之外，并没有给娘家太多关照。因此，清宫太监信修明在《老太监的回忆》中记录说：“慈禧不富娘家。”同时，慈禧积极将本家女性后裔嫁给皇族内的重要支脉。如大弟照祥的独女、二弟桂祥的三个女儿、三弟佛佑的独女等都被她指婚给高等皇族作为嫡妻，其中主要是指婚给近派宗支，后来更是把自己的侄女嫁给光绪帝，也就是孝定景皇后。这种行为实际上即是希望之后的皇帝尽可能地从其本家女性所出的后裔中遴选。就算与皇位无缘，也可以保证这些后裔的荣华富贵。

身体健康

慈禧一生中患病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光绪六年（1880年）上半年至光绪七年（1881年）年初，患的是痢疾，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这次的病情十分严重，宫中甚至为她预备了后事。经历过这次重病，也让慈禧开始注意自己的身体调养问题。晚清记录中称慈禧需要定期服用人乳，这种习惯可能即是从这次重病之后开始养成的。

除了这次重病外，慈禧的身体在其余时间均比较健康，其医案中偶尔有倒饱、夜魅欠实等，均属日常小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慈禧新添了“目皮挚动”的毛病，这被认为是一种面神经痉挛。这种病症初期尚不严重，只是偶发现象，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转为频发，却不危及生命。到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秋季的时候，七十四岁的慈禧依然身无大病，只是间断的“肝胃郁热”。而在十月份，慈禧与光绪帝一同发病，她的病症表现为“恶寒发热、咳嗽、口渴舌干、身肢疲倦，兼以胸痛”，这种病症从十月中旬发病一直持续到二十二日后半日病危。根据医学专家分析，这大概是老年性支气管肺炎导致呼吸循环衰竭。

饮食习惯

据说慈禧的日常用膳没有固定场所，惟独每到用膳时，必须先放上三个大桌子，上面铺上白布。太监站在院里，端着很多食盒传进，食盒是黄色的，中间可以放下两个大碗、四个小碗。碗都是黄底，其中有绿龙或寿字图案，全餐约有一百五十样，摆成长行，大碗、小碟参错排列。另外，有两个茶几专门放果盘子，都是糖莲子、瓜子、核桃等干鲜果品，这是作为饭后随便用手拾掇起来放嘴吃的。喝茶时候，则放金银花于茶器中。在菜肴方面，用的最多的是猪、羊、鸡、鸭和野菜，就以肉丸来说，也有红白两色，此外尚有清汤鱼翅、蒸鸡鸭、锅烧鸡鸭。还有鸡蛋饼、香肉、白菜煨肉、萝卜煨肉、樱桃烧肉、葱烩肉片、竹笋炒肉丝三类。

慈禧喜欢吃烧烤、酱以及麦类的东西，饼类分炕饼、蒸饼、椒盐饼、甜饼和肉馅饼。食物的形式主要为龙形、蝶形、花形。此外，尚有大米粥、小米粥、绿豆糕、花生糕（带甜汤），这些都是经常用膳所必备的。米饭，专用玉田稻米，还有胭脂、碧粳诸名色。常膳都得预备粥，达到五十余种之多，稻、粱、菽、麦无所不有。所以每顿饭所费得一百两银子。御厨供应膳食，小菜都用碟子装，如酶西瓜皮之类的，也要郑重其事的准备，其味精绝，听说有特别的泡制方法。慈禧时常把切成块且渍上蜂蜜的大梨赏赐给诸王大臣。她晚年有咳嗽病，常用这个作为滋润之品。
慈禧用的水都是到玉泉山汲取的，清冽异常。

听留声机

光绪三十年（1904年）是慈禧的七十大寿，很多官员想尽一切办法来张罗礼品，其中有一款柜式留声机深得慈禧的赏识，那就是美国维克多公司生产的全球最早的柜式留声机（样品机）。
慈禧一生享尽荣华富贵，生活时尚超前，在发达的西方工业面前，也是滴滴不漏，占尽先机。照相、电灯、洋车、柜式留声机，应有尽有，这台全球最早的柜式留声机摆放在她的寝宫里，时常传出悦耳动听的旋律，唱片的内容有中国的小曲、有国外的华尔兹舞曲。

广东番禺人梁诚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初以三品卿出使美国、秘鲁、古巴等国。他早年受过西方文化的教育，并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非常喜欢留声机。光绪三十年（1904年）维克多推出了第一批柜式留声机的样品，由于不是商品机，美国也只有一些政府高层官员才有机会使用这样高档留声机，当年美国官员把这台留声机送给梁诚，梁诚又把这台留声机送给慈禧，作为她七十大寿的礼物。

处死记者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记者沈荩从权贵之口得知中俄两国要签署密约后，决定探知密约内容，并最终从政务处大臣王文韶之子手中弄到了密约草稿。沈荩随后将其寄到天津的《新闻西报》（英文），该报当即予以原文刊登。卖国密约内容公布后，舆论哗然，民众颇为愤慨。清政府不得不宣布放弃签订该密约。

事后，沈荩不仅没有躲避清政府的追查，反而决定刺杀慈禧，并将此计划告知好友庆宽和吴士钊。结果二人向慈禧告密，沈荩于7月19日被捕。恼羞成怒的慈禧极其残忍地下令将记者沈荩“斩立决”。后因惧怕行刑会影响自己的生辰“庆典”，慈禧这才发布懿旨：“着即日立毙杖。”六月初八（7月31日），沈荩被残忍处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殉职的记者。

人际关系

慈禧太后出身喀山系叶赫那拉氏（又作叶赫纳喇氏）。根据谱牒的记载，其家族入旗的始祖名为喀山，世居苏完地方，入旗之后被编入满洲镶蓝旗。因苏完属于叶赫境内，所以亦称叶赫那拉氏。叶赫国主系叶赫那拉氏的谱系中并无喀山之人，故而喀山系叶赫那拉氏与叶赫国主系叶赫那拉氏（星恳达尔汉系叶赫那拉氏）并非同族。喀山因功被封至二等子，去世后得谥“敏壮”。其后代承袭一等男爵和两个世管佐领，是镶蓝旗满洲的世家之一。喀山的玄孙喀英阿生有二子，第一子名为扎郎阿，承袭了咯英阿的爵位和佐领；第二子名为吉郎阿（又作吉朗阿），作为世家子弟出仕，仕至户部员外郎。吉郎阿即是慈禧的曾祖父。

主要作品

《清宫遗闻》记载有光绪中叶以后，慈禧忽怡情翰墨，学绘花卉，又学作擘窠大字。慈禧绘画书法基础并不太好，只是天资聪颖，经过一段时间练习摸索，进步很大，尤其是缪嘉蕙等著名画家入宫指导后，书画水平日进。师从名画家缪嘉蕙，在慈禧的书画生涯中，无疑是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传世画作有《富贵图》《鱼藻图》等。不过研究者认为，世间流传钤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印章的诸多绘画作品，以及“福”“寿”“龙”“虎”等大字立轴或对联等，并不是慈禧的真迹，而是他人代笔、代书的捉刀伪作。

后世纪念

定东陵
定东陵是清文宗孝贞显皇后（慈安）和清文宗孝钦显皇后（慈禧）的陵寝。因位在咸丰定陵东侧，所以称定东陵。慈安之陵位于普祥峪，慈禧之陵位于菩陀峪，为示区别，慈安陵又称普祥峪定东陵，慈禧陵又称菩陀峪定东陵。

定东陵始建于同治五年（1866年），完成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历时四十二年。两陵并排，规制相同。两陵规制在孝东陵的基础上又增建了神道碑亭和下马碑，质量优良，在皇陵中堪称上乘。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慈安崩逝，九月入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慈禧以年久失修为由，对菩陀峪定东陵进行了重修。隆恩殿、东西配殿、方城、明楼均拆除重建，并对其余建筑揭瓦大修，历时十三年，至慈禧临死前几天才全工告竣。重修后的慈禧陵更显金碧辉煌。

慈禧于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初四日葬入地宫。民国十七年（1928年），发生了震惊中外闻的孙殿英东陵盗宝案，慈禧陵墓内的金珍玉宝被洗劫一空，如翡翠西瓜，以及慈禧临终时口含大如鸡蛋的一粒夜明珠。1979年和1983年，文物工作者先后对其地宫和内棺进行了清理。今慈禧陵地上建筑和地宫向公众开放。

史料索引：

《清实录》咸丰、同治、光绪朝部分
《清史稿》卷214《后妃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