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金瓶梅，还是得读绣像本。
比如说《金瓶梅》第二回，绣像本作《俏潘娘帘下勾情 老王婆茶坊说技》，词话本作《西门庆帘下遇金莲 王婆子贪贿说风情》。词话本以一首七律开篇：
月老姻缘配未真，金莲卖俏逞花容。
只因月下星前意，惹起门旁帘外心。
王妈诱财施巧计，郓哥卖果被嫌嗔。
那知后日萧墙祸，血溅屏帏满地红。
这里，有道德价值的判断：一个女子逞色卖俏，是和一个男子恃才傲物一样要受到惩罚的，即使她这样做不过是因为“怀才不遇”而已；而“老年之人，戒之在得”，因此王妈的“诱财”也是祸根。作者随即把贪财逞色的血腥后果分明地揭露给我们，以示报应不爽。这首诗安排在潘金莲与西门庆的私情开始之前，相当于给读者打了一支预防针。
再看绣像本：
芙蓉面，冰雪肌，生来娉婷年已笄，嬝嬝倚门余。梅花半含蕊，似开还闭。初见帘边，羞涩还留住；再过楼头，款接多欢喜。行也宜，立也宜，坐又宜，偎傍更相宜。
这支曲词，是以一张“芙蓉面”的特写开始的。虽然后来出现了一个冰雪肌肤、“生得甚是白净”的李瓶儿，分开了西门庆的注意力，这首词所描摹的瞬间，只属于金莲一个人（只微微透露出了一丝春梅的消息）：那时的金莲，还穿着寒素的“毛青布大袖衫儿”，然而她在帘子下走过去的“那人”临去七八次回头的凝望中，突然生发出一种异样的、矜持的光芒，完全不像她在屡屡低头的小叔面前那么放肆，亦不像她在委琐的丈夫面前那么悍然。情知自己的不是，她“叉手望他深深拜了一拜”，那人便也深深地还下礼去——每次读到这里，我都忍不住诧异，这对贪欢男女的初次相见直如龙凤对舞，那样的宛转，那样的摇曳生姿。
…
我常常想要把《金瓶梅》写成一个剧本。电影前半是彩色，自从西门庆死后，便是黑白。虽然黑白的部分也常常插入浓丽的倒叙：沉香色满地金的妆花补子袄，大红四季花缎子白绫平底绣花鞋。彩色的部分也有黑白，比如武松的面目，就总是黑白分明的。当他首次出场的时候，整个街景应该是一种暗淡的昏黄色，人头攒动，挨挤不开。忽然锣鼓鸣响，次第走过一对对举着缨枪的猎户；落后是一只锦布袋般的老虎，四个汉子还抬它不动。最后出现的，是一匹大白马，上面坐着武松：“身穿一领血腥衲袄，披着一方红锦。”这衣服的腥红色，简单、原始，从黄昏中浮凸出来，如同茫茫苦海上开了一朵悲哀的花，就此启动了这部书中的种种悲欢离合。潘金莲，西门庆，都给这腥红笼罩住了。
然而，我心目中的《金瓶梅》，倒还不是西门府里螺钿描金的大理石围屏深深掩映着的金妆彩画的空间。我心目中的《金瓶梅》，是长流水里泊着剥船，堤岸上植着桃杏杨柳的大运河；是马嘶尘哄一街烟的巷子，开坊子吃衣饭的人家儿，穿洗白衫儿、红绿罗裙的土娼；是地下插着棒儿香，堆满镜架、盒罐、锡器家伙的绒线铺伙计家里的明间房；是些个一顿狠七碗蒜汁猪肉小滷水面、嚷着热茶烫得死蒜臭的帮闲食客；是清河到临清县城之间尘土飞扬的官道，那细细的、令人呛咳下泪的北方的黄土，玷污了素衣的红尘。
是为了勾引富孀林太太，西门庆差玳安抓寻说媒的文嫂，玳安不识路，因向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打听：
敬济道：“出了东大街，一直往南去，过了同仁桥牌坊转过往东，打王家巷进去，半中腰里有个发放巡捕的厅儿，对门有个石桥儿，转过石桥儿，紧靠着个姑姑庵儿，旁边有个小胡同儿，进小胡同往西走第三家，豆腐铺隔壁上坡儿有双扇红对门的，就是他家。你只叫文妈，他就出来答应你。”
玳安听了说道：“再没有小炉匠跟着行香的走——琐碎一浪汤。你再说一遍我听，只怕我忘了。”那陈敬济又说了一遍，玳安道：“好近路儿！等我骑了马去。”一面牵出大白马来骑上，打了一鞭，那马咆哮跳跃，一直去了。
出了东大街径往南，过同仁桥牌坊，由王家巷进去，果然中间有个巡捕厅儿，对门亦是座破石桥儿，里首半截红墙是大悲庵儿，往西小胡同，上坡挑着个豆腐牌儿。门首只见一个妈妈晒马粪。玳安在马上就问：“老妈妈，这里有个说媒的文嫂儿？”那妈妈道：“这隔壁对门儿就是。”玳安到他家门首，果然是两扇红对门儿，连忙跳下马来，拿鞭儿敲着门叫道：“文妈在家不在？”
这段文字，我把它抄下来，左看，右看，只是喜欢：一条路线，被讲述了三遍，每一遍都有所不同。
先是出自陈敬济之口，没有感情、没有色彩的描述——就像我们寻常问路时听到的；因为太长，太琐碎，干练如玳安也怕记不得，于是那陈敬济只得又说一遍——这一回却是虚写，空幻，中国山水画上大片淹润的留白；只有最后一次是“实”，作者给我们从玳安的眼睛里看出的路。在经验中，一切都得到印证，然而一切都微微变了样子：“石桥儿”成了“破石桥儿”，姑姑庵儿只剩得“半截红墙”；豆腐店，他们的驴子在文嫂家院里吃草，凭空打上坡挑出一个豆腐牌儿来，又有一个妈妈子在门首晒马粪。读到这里，可以分明感到冬日下午一两点钟的太阳，淡淡地斜照在干黄冷硬的马粪上，在隆冬天气里施舍一点点若有若无的暖意，更是令人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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