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实习的背景信息请移步关于我在宾大读心理咨询的二三事查看，这里不做赘述。
事故发生一周了，本来打算事情完全解决后再写文章记录一下，但至今依然没有什么进展。鉴于这些天陆陆续续被很多人问事情的始末，我决定还是现在就把文章写出来，省我口舌之余，也算是让跟这件事有关联的同学心里有个底。
整件事情要从上上周四开始说起。
晚上六点多seminar结束之后，我收到宾大校报The Daily Pennsylvanian的一个采访邀请，是关于我前不久刚刚筹划好的亚洲/亚裔学生朋辈心理咨询小组。我看到邮件当然很开心，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宣传力度不够，没有很多学生报名，所以如果能见报的话或许能被更多学生看到。于是当晚就跟这个记者约好了第二天上午的采访时间。当时她问我还有没有其他人她可以采访，我就把我supervisor的邮箱地址发给了她，她说会联系我supervisor。
周五上午我跟我的实习伙伴Betty一边吃brunch一边跟这个记者聊我们实习的事，不仅讲了心理小组，还讲了我们做的朋辈心理咨询和跟其他两个文化中心（黑人学生的Makuu和拉丁裔学生的La Casa）一起正在筹备的心理健康系列工作坊。采访结束之后一直到上周一，我跟这个记者还在有邮件往来，回答她一些细节问题。
然后我就把这事儿抛在脑后了。直到上周三中午，我收到我supervisor发来的停职通知。
停职邮件通知
收到邮件后我整个人懵在原地。然后马上我就意识到，我可能犯了个特别严重的错误：我没有告知我的两个老板我们接受采访这件事，文章的发表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
我坐在电脑前很久大脑都不能思考，满脑子就三个字“我完了”。原本那一周我就事情很多压力很大，然后又突然发生这件事，我就觉得自己的心理能量不足以支撑我过完这一天了，所以赶紧联系Betty想要跟她当面聊一下。
事情发生后我跟实习伙伴的对话
脑子清醒一点后，我开始给那个记者写邮件，问她文章是否发出了，以及她在发出文章前有没有通知我两个老板。很快她回复我，她几天前联系了我其中一个老板，昨天下午她发表了文章，邮件中附上了文章链接。
导致我们被停职的文章
我稍微松了口气，至少老板是知情的，那我的过错应该不太大。然后我跟Betty讲了这件事，她随口答说周二下午我们supervisor还把这篇文章转发到PAACH的Facebook页面上，还写了什么I’m so proud of you还有Way to go之类的话，看起来是高兴的。但是今天再去Facebook看，那篇转发已经被删除了。
我问Betty有没有截图，她说没有。然后我的情绪瞬间从愧疚、害怕、委屈等等变成了愤怒。信息量有点儿大，但我还是理了一下思路：首先我们被停职应该不是我们犯的错误导致的，应该是这篇文章被学校高层和心理咨询中心看到很不爽，觉得我们抢了他们的活；其次我们的两个老板应该是想要推卸责任，声称自己完全不知情，然后让我们两个实习生背锅。
我的推测不是空穴来风。上学期我们刚推出朋辈心理咨询的时候，supervisor就各种卡我们，海报好像怎么做都有错，让我们黑体加粗INFORMAL counseling，还让我们把心理咨询常用的confidentiality这个词改为privacy。我不懂为什么要这样，还跟她争辩了几句，但她一直只是说不能用confidentiality，也不跟我们讲到底是为什么不能用。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那种不把权威放在眼里的人。凭什么你让我做我就得做？你倒是给我个理由啊，你只要能说服我我就肯定照你说的做。但你要什么理由都不给我，莫名其妙就说不行不行，那我这火“蹭”就上来了，坦坦荡荡给你翻白眼儿。
一个学期下来，我发现处处顶撞她非但不能使她让步，而且还导致我想做的事情做不成，所以我这学期努力压下火气，她提什么要求我都马上照办，只要她能让我把事儿干了，我什么都听她的。学期初重新做朋辈咨询的海报和宣传咨询小组，所有的用词都让她过目同意后我才发。可能是见我态度变好，她就跟我多解释了几句，说强调informal和co-sponsored by GSE是因为上学期“上头的人”找他们谈话，认为我们的用词有歧义，容易误导学生我们是拿了执照的咨询师。我当时表面笑嘻嘻心里mmp，有个P歧义啊，根本就是怕我们抢了校心理咨询中心的活嘛。政治政治，我真是玩不起。
总之，上周三我在Betty家赖了一下午+一晚上，窝在沙发里听着正念音乐聊些有的没的，这才感觉情绪好些，回家早早睡了等周四跟两个老板开会。
事情发生后我两个老板的表现让我非常寒心，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他们，所以在开会前我打开手机录音机，偷偷录了我们的谈话。
果不其然，谈话的中心思想就是我们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就接受了采访，他们对此事完全不知情，上头的人对这篇文章的模糊的用词非常不满，所以我们被停职等进一步通知。期间我反驳，我说Peter你是知情的，因为记者联系你了；而且我把Viraj的邮箱地址告诉了记者，她说她会联系你，后面的事我就不知情了。然后两个人对视一眼，笑了一下，开始转移话题，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我知道这样正面怼不会有结果，就放弃了。
他们全程一副“我们是支持你们的，请你们一定要理解我们的苦衷”的虚伪面孔，我憋到险些内伤才没有冷笑出声。最后结束谈话前他们叮嘱我们，在得到进一步指示前不要跟我们的教授们说这件事。呵，这就很有趣了，然而他们是控制不了我们的，Betty已经发邮件让她教授知道了，而我在谈话结束后刚好有seminar，我当然要跟教授说，我还要跟我同学们分享这荒谬的事。我们首先是GSE心理咨询项目的学生，其次才是PAACH的实习生，教授要对我们的实习负责，我们是必须第一时间告知他们实习期间发生的各种事的。
开会结束后我跟Betty感觉更糟糕了，我满腔的愤怒想要摔书，她跑到楼外多抽了好几根烟。本以为会得到老板的谅解和安慰，没想到就是不痛不痒的几句话来回说，而他们的态度也坐实了我的猜测——他们想把所有责任推到我们身上，让我们当替罪羊。
晚上seminar我说了这件事，还把文章发给大家看。所有人的一致反应都是：整篇文章清楚地写了我们是第一年的硕士生，我们是心理咨询实习生，我们做的团体咨询是朋辈。唯一可能产生歧义的的一句话是private walk-in counseling sessions，因为这个没有写informal。
Seminar的教授催促我给负责实习的教授Kyle写邮件，还让我cc他，说不用理会我两个老板的要求，出了什么事他替我担着。于是我就在课上给Kyle发了邮件。
周五早上一睁眼就看到Kyle的回复。他首先肯定了我告知他这件事的这个做法，然后说我们犯的错误是很常见的，不必太担心，最后说他很为我们在PAACH做的事情感到骄傲，因为我们所做的正是心理咨询实习生应做的事情。他还cc了其他跟我们实习经历沾边的教授们，他们也都陆陆续续发来邮件安慰我们并鼓励我们。
我把这件事捅到教授那里后收到教授们的积极回复
我跟实习伙伴的对话
收到教授们的回复我虽然还是有些心不定，但感觉安稳了很多，因为只要不是我们犯了原则性错误，我们就可以据理力争。我跟在La Casa实习的两个中国同学说了我们被停职的事，我们一起筹备的系列工作坊要放一放了。
然后周五晚睡觉前看到跟我关系很好的朋友发来的信息。
十分关心我的soulmate
周六下午我们在学校书店的咖啡厅聊了好久。听我说完我实习的事，她也跟我讲了她在实习单位被穿小鞋的事。然后我们一起感叹，我们真的太单纯了。
她说：“可是我不想改。”
我说：“嗯，我也不想。”
或许一直以来我都被保护得太好了。小学的时候爸妈因为班主任伤害到了我的自尊心而气势汹汹去找她谈话，谈话前他俩还想好如果之后班主任再刁难我，那他们就往教育局上报。本科的时候在校心理咨询中心做兼职，老板是一个特别幽默和气的年轻咨询师，每周例会说完正事之后都是家长里短的，不管做什么决定都是先征求大家的意见，我申宾大的PS是让他过目，推荐信也是让他写的。就连现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教授们也齐齐站在我们这一边，认可我们为实习作出的努力，并会急我们所急。
然而这个社会不是这样的。这个社会是冷漠的，充满了权力的争斗，拥有谄媚嘴脸的人往往能爬上最高位，而我们这种不怕死的、带着棱角的、简单直接的小孩，往往最容易被踩在脚下。我看得懂，可我不想改变自己的本性。圆滑世故做起来也不难，但我就是过不去自己心里那道坎。
目前这件事还没有结果，周一发邮件去追问也没得到正面回复。我不知道最终会如何，只希望我们可以熬过这一学期。然后下一年，祈祷我们选到一个像我本科心理咨询中心一样温暖的机构，像我本科老板一样温暖的supervisor。我不想改变我自己，既然斗不过，那我就躲吧。我情愿躲一辈子，也不要沦为权力的走狗，不要尔虞我诈，不要为了保全自己牺牲别人。我是助人的咨询师，不是害人的政治家。
愿我一生所为都出于本心，无愧于人，无愧于己。
In LOVE I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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