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彼得.海斯勒）最开始的身份是“美国和平队”的志愿者，通俗点讲就是外教，一个在20世纪末的长江小城涪陵教书的外教。在这个以涪陵榨菜闻名的地方，何伟（当地人叫他霍伟）在各个角落跑步，跟不同的人用蹩脚的中文对话，给学生布置作文让他们开展辩论，游三峡为白鹤梁书写。这些都被他记录在《江城》一书里，这也是我读的第一本何伟的书。
他的教书经历，总让我想起大学时候的外教，包括我自己的老师以及为了学英语每天步行半小时跟学长们拜访的旁边学校的老师。这些老师都很好，在我疯狂需要涨知识的阶段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也让我了解到美国的诸多人文及文化，但他们在教学里总也离不开《圣经》的传授，我并不排斥学习《圣经》，但那时总觉得有一层传教的东西渗入了我们的学习之中。何伟并不教《圣经》，至少从他的书里，我没看到，这让他显得有点不一样。
他对事物有一种敏锐的洞察力，特别是对人，他能将一些我们常常见到的但又不知道怎么表达或者由于过于熟悉和沉浸而忘记表达的言行，用很扎实而直接的方式写出来，比如，他写中国人通常都会有的那种笑，
“她说这话的时候笑了笑，但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微笑，它份佛是一个面具，掩藏了更深沉的情感。那些微笑可以掩藏很多情感——尴尬、愤怒、悲伤。当人们这样微笑时，仿佛有一种情感正在被紧紧地扭曲着、转移着。有时候，只需要瞥一下他们的眼睛、嘴角，甚或是额头上一丝凄惨的皱纹，你就能发现这一点。”（《江城》）
看他的描述，我常常有会心一笑的时刻，仿佛在悄悄跟他达成共识。那些因为熟视无睹，因为受困于时代环境和教育而无法做出的表达，都在他的书里看到了。《江城》对我来说，是一本亲切的书，一本活泼的书，也是一本伤感的书。
何伟后来成了自由撰稿者，记者，以及全职作家。他给《纽约客》等媒体写稿，一个字最多的时候能拿到两块多美金，有关部门把New Yorker强行翻译成纽约人，这让他这个密苏里人每每拿出印着纽约人的名片时都忍不住苦笑。
有了一点积蓄，又借着工作之便，他开始租车环游中国。于是，《寻路中国》跟《甲骨文》出来了。
《甲骨文》这本书来的比较曲折，我拖深圳的朋友联系了葛亮的学生在香港预订等候了一个半月才拿到的台译本，繁体竖版又让我花了三个月时间才看完。很遗憾这本书并没有正规的简体中文版本，所以也就看不到李雪顺的翻译（他是何伟在涪陵的同事，也是《江城》《寻路中国》的译者），但网上还是有网友翻译的简中译本。
《甲骨文》是三部曲里最了不起的，也是最能体现何伟的思考以及对中国的认识的。我之所以说自己不如这个美国人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正是因为看了这本书。
他对甲骨文跟殷商文化的探索，跨越了时间跟地域的局限，里面穿插着近现代中外学者的理论与研究，那些为家国为理想为人类文明的记录所做的努力，都在何伟笔下变成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历史不再是教科书上一笔带过的事件，而是亲历者跟记录者们一生的印记，有欢喜也有悲痛。
读罢陈梦家，赵萝蕤，巫宁坤们的故事，除了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慨，更怅然的是很多历史对于我们来说，永远只会是课本里的寥寥数笔。而这寥寥数笔，多年后在后辈们的课本里，可能又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不一样。
毫无疑问，受限于政治原因，这本书在中国大陆是一定不会出版的。何伟基本上可以算是“非虚构纪实文学”作家，他的书在绝大多数时候，足够客观以及稳重。但随着采访对象增加，他对于六七十年代，对于百家争鸣时期，对于大饥荒的同情和不甘也流露了出来。
他归根结底是个文化人，所以对几十年前文化人的遭遇有很多的共情，特别是当那些文化人在饱受摧残之后坐在他面前，跟他风轻云淡地聊起过去的事。
他们让他相信，在特定年代里，很多人做的事情都是身不由己无法控制的，所以很多时候谈不上对或错。有些人一生都是理想主义者，有些人后来变成了实用主义的拥趸。
也可能是因为这层原因，何伟在三本书里都流露出对毛的一点点不满。他承认他的伟绩，但又实在无法忽视那些扭曲的年代所发生的事情，而这些事都是在他的授意下完成。也许，“意难平”这个词放在这里会比较合适，我想，这应该也是很多中国人内心矛盾的所在。
在《甲骨文》跟《寻路中国》里，他开始写到毕业后的学生们的现状，他每年要给学生们写一百封信，这些西南穷乡僻壤出来的年轻人或继续从事教育相关工作，或随了打工热潮奔赴了南方跟东部的富庶地区。
他的学生吉米在长江流域一个不起眼的村落教94个学生英文，那94个孩子密密麻麻挤在一个班级里，某些人命运的齿轮可能在那里开始转动。艾米丽去了深圳，在工厂上班也有了男朋友，何伟隔断时间去香港处理证件的时候就会跟她见面，后来她去北京看了何伟发表在《纽约客》上的写她的文章，笑着说素描的她的大头照不像本人。
威利跟南希去了东部，他们的目标是攒到十万块钱然后结婚生孩子，后来钱够了，他们考虑回到四川。他们一开始在玉环，一个离温州很近的台州县城，我在八九年前去过一次，当时坐的还是轮渡，二十年前的他们应该更不方便。后来他们去了乐清的一家私立学校，私立学校为了招生，想尽办法地提高学生成绩，当然也包括购买考试真题。威利靠着“美国之音”跟何伟的书信学习英语，水平很快就成了全校最高。
02年中考，在学生家长的指引下，威利让学生们提前准备考试内容，最终他们班的成绩名列全校第一，校长奖励了他6000元。第二年，他的同事又拿到了来自教育局的泄题，这次威利没有如法炮制，他选择向“温州零距离”节目举报，最终事情演变成了温州历史上著名的中考泄密事件。我向初中的老师求证，她仍然记得这起事件，并说当时也有其他朋友跟她透露试题，但她选择了不相信。威利谈及举报的根源，只说了一句，“我是为了农村的孩子，获益的事情只有城里孩子能享受到，这对农村孩子不公平。”
对何伟的学生来说，他的出现照亮了他们整个大学生涯。他认真给每个学生评语，给他们鼓舞，也让他们学会思考，横亘在老师学生间的距离似乎也不见了，他们在充满快乐的氛围里度过了大学时光，在毕业后的迷茫期又获得了他的帮助。不管是在偏远乡村教书，还是在繁华都市里埋头苦干，他们都在自己的价值标准里做着觉得对的事。很难说威利为什么在尝过作弊的甜头后又成为搅局者，但我想这可能跟他的价值观有一定关系。老师的教导在时间冲刷后，最终让他成为了一个大写的人。
2021年，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决定不跟何伟续约，他就此离开了中国。
他在《寻路中国》里对东南沿海工厂细到毫厘的描写完完全全把我的记忆拉回到了十几二十年前的温州，生猛干脆又毫无保留，我想起了家里以前的小作坊，想起了学生时代炎热雨季里坐车路过的一个个灰头土脸的小工厂，想起了工作之后开车去过的温州各种新旧不一的工业区，想起了家乡这几年的巨变。
何伟的书里有着工业化阶段中国的变化和转型，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些地方留下扎实鲜活的历史记录，作为亲历者，我很感谢他。
对一个社会的记录，归根结底是对人的记录，在这点上，何伟的工作是细致而又杰出的。希望将来我也能跟他学习，认真书写和记录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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