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原名彼得·海勒斯，美国人，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曾任《纽约客》驻北京的记者，一个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人。
曾听闻他有过行及半个地球的旅行，对文化的包容性和理解力使他不是用外国人的眼睛来看中国人，而是以人的眼睛来看人，也看自己。他不是被排除在外，而是在人群之中。他试图摒弃种种文化的、社会的差异，对中国进行深度的透视。这使得他的文字里充满了平和与参与感。
从《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寻路中国》，他的纪实三部曲反映了中国从1996年至2007的十年历程，而这十年，也是在新旧之间迅速变革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关键的时期之一。
《寻路中国》作为三部曲的终篇，着力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脉络。何伟一路驾车西行，顺着古老的长城，横跨中国北方，见证着村庄在封闭与现代化冲击夹缝间的挣扎；他又一路南下，目睹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带来的工业城镇的巨变。在这本书中，变化和冲击无处不在，奔跑的焦虑不仅反映在飞速发展的中国，更深深体现在普通中国人的身上。当何伟探讨追踪中国经济发展的源头时，也在记录和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这是时代的奔跑，也是个人的奔跑。
在第一章“城墙”里，新旧的交织形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冲击。在黄沙遍布的西北地区，明代城堡的墙上，刷上了“抓住世行贷款机遇，帮助山区脱贫致富”的白色标语，这些从前抵御蛮夷的城墙，如今对新世界张开了怀抱。
保守自闭的村庄被打开，它们再也留不下年轻人，一波波新鲜的血液源源不断地南下东进涌向城市，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孩子成为村庄的看守人。
在东南沿海，修路浪潮下衍生的浙江模式代表着中国工厂发展的新模式。人们放弃了最初的农业生产，不需要技术和资金的简单商品成为多数人第一桶金的来源。一块块农田被向外扩展的工业园区替代，没有时间概念的农耕模式不再复返，取而代之的将是商人分秒必争的时间观念。低门槛生产也为同类产品间的竞争带来了巨大压力，利润不断被压缩，新技术成为迫切之需。
乡村道路从无到有，将更多的城市人口引向农村，刺激着新的旅游产业。高速公路全面铺开，汽车数量爆炸性增长。与路伴随的，是国家经济的发展。“Country Driving”的题目格外贴切。
社会大背景从乡村到城市都发生着巨变。
何伟选择将关注点放在时代中的个人身上，用琐碎的细节，拼凑起中国十年发展的脉络。
在北京周边的小村落里，何伟与魏子淇一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个普通的中年男人没有像同龄人一样离开村子，而是希望留在这里找到发展机遇。他尝试养水蛭——以失败告终；他试图搞客栈——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合伙人。这个头脑灵光的男人和村子保守落后的大环境格格不入。但当公路通往村口后，他的餐馆和招待所终于获得了成功。他穿上城里买来的衣服和“意大利”皮鞋，用一根根的烟、一杯杯的酒在饭桌上拉来关系。他不得不挑战村支书的权威，与讨厌的人合作，哪怕从前直言对政治不感兴趣，为了生意上的便利选择参加村委书记的竞选。新时代的机遇给他带来了成功，也让他不得不一路奔跑，学习新的生存法则，学习“城里人”的交往方式，学习平衡生意与家庭的关系。压力焦虑与机遇并行。
南方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十五六岁的少女谎报年龄以获得进入工厂的机会，她们满足于一天工作后夜晚的活动时间，心甘情愿地将工资交给父母，忍受着化学染料的气味，乐观的认为短暂的工作不会危害她们的健康。她们反复比较着不同工厂开出的待遇，一次次快乐地跳上大巴奔向新的工厂和未知的生活。
更多的小创业者，投入费力攒下的积蓄，购入淘汰的旧机器，用十几分钟确定工厂的布局设计，期盼通过最简单的衣物配件生产打开财富的大门。
时代的焦虑感影响着每一个人。
什么都在变，政策、规则、经商行为乃至生活方式，新旧之交下人们或自愿或被迫地奔跑起来，他们来不及辨明方向，只能先做后想，希望能抓住新一轮的机遇。“有时候，他们似乎是本能地抓住了两个时代里最糟糕的东西：最糟糕的现代生活，最糟糕的传统观念。”他们仍保留着小农社会里对安稳的憧憬和对现世的满足，习惯用以往的思维和规则去应对新的事物，幻想凭着以往的经验，用最快的方式在新时代立足。 “对于发展，人们已经习惯于持那种短视的观点”。而往往，短视的后果是新旧交接的阵痛。更多的社会问题浮出水面。
文章开篇用了大量的篇幅写中国的驾校与司机。驾校理论考试中的题目面面俱到细致入微，每一项都有严格的标准答案，有些甚至循规蹈矩到有些好笑的地步。而通过考试的驾驶员们依旧在道路上茫然失措。在规划糟糕的道路上，他们扎堆前行，迷恋超车的快感，本能地按响喇叭。
贫瘠的黄土高原上，“保土固土”的标语下面是一个个的坑窝。两三代人就挖下了这些空荡荡的坑，一棵树也不见。没有任何补助的义务种树根本无法唤起当地植树造林的兴趣。坑窝的存在，仅仅是为了证明他们正在植树。
由农转商的农民，在医院受到冷遇后明白城里人打扮的必要性。他每周末换上精心擦过的皮鞋、夹克赶往城里，递出一根根被暗里划分过等级的香烟，从对应身份的人手里拉到关系。他在劝酒声里不断仰起头、碰杯、大笑，口袋里她妻子的短信一次次亮起。
流动的杂技团在工地前放出大幅比基尼照片，舞台上的女人面无表情地一件件脱掉衣服，舞台下的男人们大口大口地沉默吸烟。他们明白不会有回头客，因此不断地向前，为明天去哪里而茫然。
中小企业老板将现金用来结交贷款审批人员和银行官员，送出去的礼物一趟趟转手，成为某张关系网的一部分。人们相信关系是更好用的东西。
……
难得的是，何伟没有对这一切做出批判，他仅仅是陈述。
他同样清晰地指出“中国需要发展到某个点上，让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都感觉到，这样的体系对他们获得成功已经形成了障碍”。面对这些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时代问题，我们不能熟视无睹。我们在享受经济腾飞，追赶时代浪潮，感慨国力日盛的同时，更应该思考我们能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而不仅仅是抱怨凸显的社会问题挡住了我们前进的步伐。就像中国十年的发展其实是由普通人推动的一样，种种新旧之间的阵痛只能由普通个体的能量和决心共同治愈。这就是这本书带给我的感悟。
新旧之间每个人都是被迫奔跑的人。我们在时代中焦虑，在时代中改变，在时代中接受种种不可能，面对种种新浪潮的冲击。我们在奔跑着适应时代的同时，也希望这个时代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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