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刘恒对军事力量的掌控十分重视。二年九月，他最先提出制作了铜虎符、竹使符两种兵符，交与各郡国的郡守与国相；进一步规范了调兵的军事行为。铜虎符长六寸，共五枚；意味着国家应发兵，朝廷须派使者到郡国与郡守等人合符，方可执行命令。竹使符长五寸，共五枚；用于郡国内部出入军门、征调、发兵等事宜。兵符的右半部分留在京师，左半部分交与郡国。十一月，孝文帝刘恒看到有些列侯仍不肯服从他的诏令，留在长安不肯到自己的封国去；他认为这不利于长安尤其是朝廷的稳定。某日孝文帝就首先对周勃说：“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即说丞相你是我所倚重的人，请你为我带个头使列侯们都回到自己的封国去。周勃在丞相陈平死后当了一年左右的丞相，孝文帝这样做实际是进行人事调整，顺势免去了周勃的丞相一职；同时命太尉颖阴侯灌婴为丞相，并从此废除了太尉这个官职，把原来太尉享有的权力划归于丞相。这一调整的基本立意仍是强化对军权的把控。在诛诸吕中功名远扬的周勃从此走向失落。此事看似简单，其实表现出孝文帝对诛诸吕之功臣周勃的顾虑。当然周勃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主动引退过；但陈平死后，周勃奉孝文帝之命又复出。此时让周勃以身作则回到封国，可谓两全其美。至于废掉太尉一职，大概因这一职位为吕太后所设立的缘故。
匈奴自西周时就常常侵扰中原，自秦以来就成为一个时时发作的边患。汉高祖刘邦曾迎战匈奴于平城，并被匈奴围困长达七天，陈平设计后方得以脱身。孝文帝三年五月，匈奴竟侵入北地，驻扎在黄河以南地区为寇侵扰不断。孝文帝对此非常重视，“帝初幸甘泉”即第一次到达甘泉山，部署应对匈奴入侵之事。他说：“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毋使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来近塞，捕杀吏卒，驱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轹边吏，入盗，甚敖无道，非约也。其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颖阴侯灌婴击匈奴。”
这番话即说我汉朝与匈奴约为兄弟，目的是不使他们侵害边境，因此我们输送给匈奴的物质非常丰厚。现在匈奴的右贤王离开他的国土，率大军进入黄河以南之地，驻扎在早已归属汉朝的地方；这绝非寻常举动。他们往来出没于我边塞地区，捕杀我汉朝吏卒，驱赶保卫我边塞的蛮夷族人，使他们不能居住其故土；像车轮反复辗压那样欺凌边境吏民，劫掠财物，非常狂傲无道。这违背我们所约定的内容。命令征发边地吏骑八万五千人到达高奴一带，派丞相颖阴侯灌婴挂帅迎击匈奴。
孝文帝这番话就是战争动员令。讲得有理有节、不卑不亢，令人生发出对入侵者的仇恨。其第一层意思是谴责匈奴背约不义的行为；第二层意思是揭露匈奴入侵杀掠的事实，以及对我汉朝江山的严重危害；第三层意思是命令将士必须驱逐匈奴。这简短的动员令表达了孝文帝对匈奴的态度，即能和能战。我们不想战争，并坚持以和约和平相处为原则；但你强行侵入我汉朝江山，把战争强加给我们，我们必须义无返顾地把你驱逐出去。于是汉军在颖阴侯丞相灌婴的率领下，将匈奴驱逐出河南之地。战与和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和平弥足珍贵，维护和平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讲维护和平比决定战争还要艰难。决定进入战争状态通常比较容易，但取得战争的胜利并达到新的和平的目的却不易；没有巨大的流血牺牲根本不可能。况且胜利者才握有和平的主动权与决定权；战败者往往丧权辱国，国家没有和平可言；所以决策层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战争的发生，努力维护和平的局面；正如《孙子兵法》所强调，兵者死地也，不可不慎。但当战争强加于你的国家之时，你必须做出战争的决策之后，还必须倾全国之力争得战争的胜利，这是以战促和、赢得和平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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