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卒于宣宗大中六年，年五十（803—852年）。他所生的时代，正是晚唐多事之秋。当时庄田制发展，土地大量集中，两税法日久弊生，征敛加繁，民生益窘，而藩镇跋扈，宦官擅权，朋党倾轧，统治阶级内部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也都加重了人民的痛苦，使阶级矛盾日趋尖锐，西、北两方的边境上又常受到吐蕃奴隶主与南诏、回鹘可汗的侵扰，甚至于威胁长安，当时的唐朝，正是处在内忧外患之中。
杜牧少读经史，接受了儒家学说中的积极部分，又承继了他祖父杜佑作《通典》的经世致用之学，很注意研究“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有忧国忧民的热情、济世经邦的抱负，最喜论政论兵。以杜牧的眼光看来，当时国计民生中最重要的问题有两个，就是藩镇跋扈与外族侵陵。他主张削平藩镇，加强统一，收复河陇，巩固边防，然后可以发展生产，使人民安居乐业。他反对代宗、德宗以来对藩镇的姑息政策，尤其痛心的是，当宪宗一度振作，削平抗命的藩镇之后，而穆宗时君相措置乖方，再失河朔。于是作《罪言》，发抒自己的意见，认为国内不断的战争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所以说“若欲悉使生人无事，其要在于去兵”，然而“不得山东 兵不可去”，因此主张讨平藩镇，消弭兵端，而不当姑息，听其割据。藩镇跋扈固然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但是就人民利益来说，统一总比割据好，就唐朝具体历史情况来看，藩镇割据加深了人民的痛苦。
杜牧反对姑息政策，主张削平藩镇，加强统一，是符合当时人民利益的。杜牧认为朝廷对付藩镇，并不能只靠用兵，而最要紧的还是修明政治。他在《罪言》中说：朝廷对付藩镇，“上策莫如自治”，中策才是取魏，下策是浪战；朝廷必须自己检查，“法令制度，品式条章，果自治乎？贤才奸恶，搜选置舍，果自治乎？障戍镇守，干戈车马，果自治乎？井闾阡陌，仓廪财赋，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虏为虏”。朝廷如果不能自己修明政治，是助藩镇为虐。
一个忧国忧民的士大夫，必然要反对统治者的荒淫而想减轻人民的疾苦，杜牧也是这样。唐敬宗沉溺声色，大治宫室，杜牧作《阿房宫赋》，假借秦朝，讽刺当世。（《樊川文集》卷十六《上知己文章启》：“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他说：“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结果“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于是“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秦朝灭亡是咎由自取，“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杜牧因为阶级性的局限，当然要维持封建统治，不会主张农民起义，但是当统治者荒淫贪暴、民不聊生之时，他认为“戍卒叫，函谷举”是应该的，秦朝灭亡也是自取的，严厉地谴责封建统治者。
杜牧进步思想的另一表现，在于他对佛教的意见。自东晋南北朝以来，统治阶级利用佛教麻醉人民，同时也欺骗自己。统治者剥削者做了许多损害人民的事情，抚心自问，不免内愧，于是信奉佛教，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减去罪恶，求得福祐，因此他们更“心安理得”地加强作恶，这也就是唐代许多社会上层的人都喜欢信佛的缘故。杜牧对于这种隐微而卑鄙的心理加以深刻而尖锐的揭发，指出他们舍财信佛是要“买福卖罪”。同时，因为佛教盛行，为僧者多在社会上寄生，增加劳动人民的负担，所以杜牧赞成武宗禁止佛教，使僧尼还俗，寺庙奴婢与还俗僧尼都编入农籍，充两税户，寺院所占土地也收归国有，这样就增加农业生产，减轻每个农民平均的担负。
杜牧性情刚直，自称“褊狷”（《长安送友人游湖南》诗），他有抱负，有主张，对事对人，有自己的看法，不肯随时俯仰，苟合取容。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李甘、李中敏等，也都是能反抗权奸、不畏强御的。杜牧自己说：“邪柔利己，偷苟谗谄，可以进取。知之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复见恶之，不能忍一同坐与之交语。”（《樊川文集》卷十三《上池州李使君书》）当时正是牛李党争剧烈的时候，杜牧虽受牛僧孺知遇之恩，而并不同意牛僧孺姑息藩镇的政策，他虽然受到李德裕的排挤，而当李德裕在会昌中做宰相时，讨伐泽潞，抵抗回鹘，是杜牧所赞同的，于是他上书李德裕陈述作战策略，李德裕采纳他的意见，得到胜利。这些都说明杜牧不以私废公，是比较光明磊落的。
在封建社会不合理的制度之下，尤其是在像晚唐那样浊乱的政治之中，一个有气节有抱负的人，自然是常会受到挫折，不能得志，所以杜牧思想中也有矛盾与苦闷。他本是性情刚直的，但是多年周旋于当时腐败的官场中，自己也慨叹有些变了，他说：“平生自许少尘埃，为吏尘中势自回。”（《书怀寄中朝往还》）他看到自己的好友李甘、李中敏都曾因为反抗权奸与宦官，遭受贬谪，而自己也受到排挤，由京官外放为黄州刺史，于是作《自遣诗》说：“闻流宁叹咤，待俗不亲疏。遇事知裁剪，操心识卷舒。”表示灰心消极，想要敷衍世俗，当然这里还是寓有愤懑不平之意。后来“三守僻左，七换星霜”，虽然更牢骚不得志，而因为家庭经济负担，又不得不做官以取得俸禄，到四十六岁由睦州刺史内擢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时，作《除官归京睦州雨霁》诗又说：“姹女真虚语，饥儿欲一行。浅深须揭厉，休更学张纲。”这些都是杜牧思想中的苦闷，也就是封建社会中有正义感的士大夫的苦闷，容易使他们晚年趋向于消极。还有，杜牧是贵公子出身，生活豪华，加以政治上的失意，抑郁之怀无所发泄，于是纵情声色，还流传一些所谓“风流韵事”，这也是应当批判的。
总之，中国封建社会士大夫中有这样一种类型，他们接受古代儒家或道家思想中的进步成分，他们有正义感，有比较开明的思想，主观上虽是要维持当时的封建统治，保护本阶级的利益，但是他们反对恶浊的政治，同情人民的疾苦，爱护国家民族，要巩固边防，抵抗外侮，对于当时的政治，常提出许多改善的意见。自战国时屈原以及西汉贾谊、晁错以来，各时代都有这样的人，当然数目是并不多的。杜牧也应当是属于这一类型，所以杜牧在二十五岁时作《感怀诗一首》，陈述自己的抱负之后，结句说：“聊书感怀韵，焚之遗贾生。”可见他是以贾生作为千古知己，也就是说，以贾生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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