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儿媳妇孙子中午回上海了。
临行前，我跟孙子开玩笑，你不要走，等几天和爷爷奶奶一道回去。他不愿意——拎着一只礼品盒，里面是他喜欢吃的东西，边摇头边出了门，空闲的手没忘在空中晃晃，“拜拜“二字是绕着头拐到我耳根里的。
我没下楼去送，感觉他们像是经历一段短暂的旅游后，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物品，轻松地告别几个景点，无须说再见，潇洒而从容。
稍早一点，弟弟一家四口也沿着回来的路返程了，据说高速上还是堵；再往回推，女儿女婿，侄女儿一家是昨天回沪的；还有大舅子夫妻，二舅子他们初六吃完喜酒，来不及和家人道别，赶在大雪降临前就匆匆加入红彤彤的车流中。
该走的走了，没走的心已被震动。其实故乡的春天已破出土面，但没有人有等待的耐心。
我没急着向东跑，大年三十下午才回来，程家墩还没兜一圈哩。吃过午饭，和妻子去江北老家。沿新大道两旁能看到很多积雪，纯白的，花白的，刺着眼睛。路边的雪已变成灰白色，像熏过了烟雾，一如当下的年味，走的人已它抛弃遗失在家乡，没有走的人仍旧津津有味的品嚼着。
回乡，出门。
想想，这条路如一根琴弦，我或快或慢，或轻或重，来来回回拨动了三十多年，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其中痛楚的滋味我品尝了三十年。三十年后，我仍在轻拢慢捻，重弹循环的单曲。
我不是村子里第一个出门打工的人，但应该算得上是第一批出门的人，只是那时没感觉到迈出脚步的沉重。初次走出村庄要上朔到上个世纪的九零年，那时还是沿着生产队的习俗叫搞副业。我独自一人，和父母告别的时候，父亲正坐在门前削搭豆角架子的树枝，他没有拦阻，甚至没问我去哪里。举着砍刀的大手一挥，没生出嫩叶的细条纷纷落地，声音却传出很远：去吧，到哪里都比在家好。似乎他对这个几代人生存的地方有了不满的情绪，且忍受到了极限，却又无可奈何。我无语，在黄昏的夕阳下走出村庄，像只漂流瓶，顺水就漂远一点，遇到旋窝便又漂回来。儿子到了四岁的时候，妻子带着他也出门了，将六岁大的女儿塞到老丈人家。那个时候开始，每年正月出门要么偷偷地走，要么便面对她忧伤的眼神，脚步慢慢移出。儿子上学的年纪到了，家里一下有了两个留守儿童，四口之家分隔两地，妻子时常想着孩子，干活时也偷偷掉眼泪。一到年底恨不得一下子飞回家，到了正月恨不得捂在家里不出门。但我已经在家待不习惯，绳子也捆不住双腿。
从老家到上海，从上海到老家。
孩子们大了，成家后也重复着我们走过的路。每年外出，面对的是日渐衰老的父母，当他们将四季珍藏到坛坛罐罐里，将春夏秋冬捆扎进大包小袋里，将期盼的眼神印在车厢后时，我的车轮总在泥土地上打滑，我的眼眶总会被潮湿的空气浸润。
昨天再进村庄。挂在墙上的父亲对我笑，像我以前回家他站在门边的笑容是一样的，但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母亲和志学老娘正在家看电视。一个耳朵不好，一个眼睛不好，我的眼神也一下子变成色盲，我不知道她们看到的电视上什么画面，也许是热闹，也许是寂寞。
过几天我也要返程了，母亲说临走前过来一趟，带两只老母鸡，还有一瓶腌萝卜，一瓶豆腐乳，别的没有了。我点点头，觉得已经够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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