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儿媳妇孙子是九号中午回上海的。
那天临行前，我跟孙子开玩笑，你不要走，等几天和爷爷奶奶一道回去。他不愿意——拎着一只礼品盒，里面是他喜欢吃的东西，边摇头边出了门。空闲的手没忘在空中晃晃，“拜拜“二字是绕着头拐到我耳根里的。
我没下楼，感觉他们只是在经历一段短暂的旅游后，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物品，轻松地告别几个景点，无须说再见，潇洒而从容。
稍早一点，弟弟一家四口也沿着回来的路返程了，据说高速上还是堵；再往回推，女儿女婿，侄女儿一家是八号回沪的；还有大舅子夫妻，二舅子他们初六吃完喜酒，来不及和家人道别，赶在大雪降临前就匆匆加入红彤彤的车流中。
该走的走了，没走的心已被震动。其实故乡的春天已破出土面，但没有人有等待的耐心。
我没着急，是因为没人催促，况且自己大年三十下午才回来，老家程家墩还没去兜一圈哩。九号吃过午饭，和妻子去江北。沿新大道两旁能看到很多积雪，纯白的，花白的，刺着眼睛。路边的雪已变成灰白色，像熏过了烟雾，一如当下的年味，走的人已它抛弃遗失在家乡，没有走的人仍旧津津有味的品嚼着。
回乡，出门。
想想，这条路如一根琴弦，我或快或慢，或轻或重，来来回回拨动了三十多年，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其中痛楚的滋味我品尝了三十年。三十年后，我仍在轻拢慢捻，重弹循环的单曲。
我不是村子里第一个出门打工的人，但应该算得上是第一批出门的人，只是那时没感觉到迈出脚步的沉重。初次走出村庄要上朔到上个世纪的九零年，那时还是沿着生产队的习俗叫搞副业。我独自一人，和父母告别的时候，父亲正坐在门前削搭豆角架子的树枝，他没有拦阻，甚至没问我去哪里。举着砍刀的大手一挥，没生出嫩叶的细条纷纷落地，声音却传出很远：去吧，到哪里都比在家好。似乎他对这个几代人生存的地方有了不满的情绪，且忍受到了极限，却又无可奈何。我无语，在黄昏的夕阳下走出村庄，像只漂流瓶，顺水就漂远一点，遇到旋窝便又漂回来。儿子到了四岁的时候，妻子带着他也出门了，将六岁大的女儿塞到老丈人家。那个时候开始，每年正月出门要么偷偷地走，要么便面对她忧伤的眼神，脚步慢慢移出。儿子上学的年纪到了，家里一下有了两个留守儿童，四口之家分隔两地，妻子时常想着孩子，干活时也偷偷掉眼泪。一到年底恨不得一下子飞回家，到了正月恨不得捂在家里不出门。但我已经在家待不习惯，绳子也捆不住双腿。
从老家到上海，从上海到老家。来来回回无数次，孩子们大了，成家后也重复着我们走过的路。每年外出，我面对的是日渐衰老的父母，当他们将四季珍藏到坛坛罐罐里，将春夏秋冬捆扎进大包小袋里，将期盼的眼神印在车厢后时，我的车轮总在泥土地上打滑，我的眼眶总会被潮湿的空气浸润。
昨天再进村庄。挂在墙上的父亲对我笑，像我以前回家他站在门边的笑容是一样的，但我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也看不到他缓缓摇摆的手。母亲和志学老娘正在家看电视。一个耳朵不好，一个眼睛不好，我的眼神也一下子变成色盲，我不知道她们看到的电视上什么画面，也许是热闹，也许是寂寞。
我返程的那天是正月十五，也叫元宵节。
有人给我打招呼：元宵节快乐！快乐吗？在我的老家，这个日子没人称为节日，而是一个祭祖的日子。其实在新年里分单日都是，只是到了十五尤为特殊。年前的腊月二十四家家户户开始鸣放鞭炮接祖，到今天是最后一个日子，老祖宗们享受了一个温馨的冬季，今天还能享受一夜，天亮以后，就是正月十六，各家各户都要送祖，所有剩余的鞭炮，婊纸，冥币都要给先祖带走。他们去哪里呢？只有天晓得了。浅春，出门依旧寒冷，尤其早晚，风像刀子，割得人的皮肤生疼。想想，心也疼。一个郁闷的人，怎么快乐得起来。
我比老祖宗们先出门。一大早起床，收拾好东西，关了水电，然后像个快递小哥，跑了几个地方，带走了老家的四季，也帶走了亲人们的嘱咐和希望。亲家家在大院，一个出产生姜的地方。我去的时候亲家母在门口洗衣服，见到我的车子到了，赶忙招呼亲家搬出褪去鸡毛，内脏的光鸡，成捆的菠菜，西兰花，还有一袋山芋。亲家说有红心的也有紫心的。我看不出来，这些从初夏入土到深秋出土，又沉默了一个冬天的农作物，竟然还保持着出土的模样，依旧新鲜丰满，这是一种尊重，一种对成果的珍惜。亲家还要搬一些东西，我谢绝了他的好意，还有两处要报道，去了，多少是要装一点东西带走。
过铜陵大桥，再进老家程家墩。父亲去世后，老家就剩母亲一个人了，一年岁月一岁人，今年八十六的母亲不能去地里干活，但她不承认老了还是喜欢弄些菜地，养些鸡鸭。每次出门我真不忍心捎她一把花生，一捧绿豆，那都是一粒粒汗珠。但又耐不住母亲的唠叨，我不带点东西，她的心里堵得慌。我进场地时，她在门前挑碎砖头。问她挑这些干嘛，她说东边的路都是水坑，填填走路方便点。母亲胸口疼，前几天我还去老湾卫生院给她配了几百块钱的药，另买了四大盒膏药，嘱她怎么吃，吃多少，所幸她能认出包装盒上医生写的字。但她似乎不珍惜自己的身体。我说了她几句，也知道说了没用，她的个性别人是说服不了的。母亲也杀了两只鸡，一袋青菜，想想又找出一瓶豆腐乳。没有了，母亲有点难为情。我说再有也放不下了。
最后的告别是老丈人家里，快八十的丈母娘从陈旧的屋里搬出了几百枚鸡蛋，咸鱼，花生，还有山芋粉、糯米粉，一趟又一趟，车子变成了货车。
出村庄时刚过十二点，我的耳边听到有鞭炮的响声。那是接祖的信号，我知道，明天早晨的鞭炮声还要密集，礼花飞得还要绚丽，高速又会堵车。我更知道，我不是提早返程的，更早的，初五六就走了，那时走的一般都是年轻人，岗位在等着，工作在等着，自己的生活不易，生存不易，也就顾不上老祖宗。父母已不在人世的人出门前匆匆摆上几大碗，多磕了几个头，好像硬生生的将先祖们推出了门外。宛若老早的春运，火车站的民警不顾一切将旅客从车门车窗塞进绿皮火车里一样，为的是站台清零，站台清零了自己才能清静。
上高速时发现车子不多，导航说四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目的地。我知道自己做不到，同样的路，返程比回家要多两个小时。何况这车子载的份量沉了，车轮滚得就慢。
林建明。笔名：愚人。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安徽省散文、随笔学会会员。铜陵市作家协会会员。现定居上海青浦。爱好文字，曾在《长白山日报》《铜陵日报》《池州日报》《德州晚报》《西部散文选刊》《今古传奇》《长白山文艺》《上海散文》《齐鲁文学》《枞阳杂志》等报纸刊物及省内外多家微信平台发表文章三百余篇。著有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个人散文集《走出村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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