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史难以企及的高峰，尤其是开元天宝时期更是全面繁荣。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静逸明秀令人心驰神往。高适、岑参的边塞诗瑰奇壮丽。还有王昌龄、李颀、崔颢、王之涣等一众名家以鲜明的创作个性在诗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当然最重要的是李白，天才横绝，更有着豪放飘逸的气质，乐府诗和歌行写得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绝句又清新飘逸如出水芙蓉。但是盛极必衰是千古不变的定律，唐代社会在达到开元天宝的繁荣顶峰之后开始走向动乱与衰败。天宝后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终于酿成安史之乱，唐诗也是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安史之乱后的唐诗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很多古代的文论家都不喜欢安史之乱后的唐诗，严羽说“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明代的前七子、后七子更是说“诗必盛唐”。我认识的一些研究文学的朋友也多喜欢盛唐诗歌，不太看好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也喜欢盛唐诗歌的饱满的风神情韵，过去也对中唐以后的诗歌评价不高，但如今涉猎面有所扩大，纠正了一些以前的偏见，所以想写这篇短文为大历以后的唐诗说句公道话。
学过文学史的人都知道魏晋以前的文学是文化意义上的文学，主要是承担社会功能。《左传》“诗以言志”《礼记》“陈诗以观民风”，还有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毛诗大序》宣扬的“风教”无不是强调《诗经》是用于构建”君子“”之道的。直到魏晋才确认文学的审美属性。曹丕在《典论 论文》里首次提“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所以建安诗歌个性色彩相当鲜明，三曹和建安七子都有各自独特的审美风格。正始年间一直到东晋末年，玄风兴盛，诗风不振。从南朝宋的谢灵运开始诗运转关，由魏晋时期的写意转变为摹象，风格也由古朴走向华彩。谢灵运的很多山水诗都对自然景物刻画得相当精妙，诗中的佳句无不显示着高超的描摹技巧。谢灵运之后的南朝诗歌更是声色大开，尤其是宫体诗对女性的容貌、体态、衣着还有精美的居室的描摹精工华丽，这个时期的诗歌开始注重词藻、对偶和声律。初唐诗歌还保留着齐梁余风，初唐四杰为绮靡之风盛行的诗坛吹进了清新刚健的风。他们的诗风气势壮大，感情健康爽朗，描写场景和题材由宫廷走向市井，由宫廷诗人的应制咏物完全转向了独抒怀抱。之后初盛唐之交的张若虚以一篇《春江花月夜》“孤篇压全唐”，此时唐诗的意境创造已经进入炉火纯青的阶段，兴象玲珑，不可凑泊的盛唐诗的随之出现也是十分自然了。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诗坛出现了革新的风气。韩愈、孟郊、李贺等人崇尚怪奇。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重写实、尚通俗。确实这些中唐诗人的作品中不再有盛唐诗歌的浑融大气、空明纯美的境界，但实际上中唐诗歌和盛唐诗歌相比在文学观念上是进步了，风格也更加多样。韩愈的“不平之鸣”说强调诗歌的抒情功能，注重内心不平情感的抒发。实质是提倡审美上的情绪宣泄，可以说是抓住了文学的特质。而初唐和盛唐地诗论多提倡风雅兴寄，寄托济世的功业理想和人生意气。抒情方面也追求壮大昂扬的情思。韩愈的诗论其实是由传统意义上的家国天下转为抒写个人情怀。韩愈还指出：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魏晋、南北朝、乃至初唐盛唐，文学家多是生活条件优越的有产阶级，写诗是高雅生活的点缀，所以此前的诗歌基本都是一片阳春白雪。而中唐时期从事诗歌创作的作家开始抒写饱经困苦磨难的穷困生活，这种不平之鸣比之前那些有产阶级诗人的作品更能表现出情感的深度。正是如此，才使诗歌避免成为道学工具、政治附庸的命运。白居易、元稹等人打破精雅的古典诗歌传统，通俗晓畅的语言风格一时间成为新风气。他们还自觉地向民歌学习，写下不少具有民歌风味的诗，自然明快，充满乡土气息。元白等人还开拓了长篇叙事诗。白居易的《长恨歌》已经具有一些小说的因素，而且也不是以讽刺为主题，而是咏叹李、杨爱情为主，白居易把杨贵妃塑造成了一个忠于爱情、深明大义的美好女子，所以杨贵妃的不幸遭遇格外令人同情，“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美好愿望无法实现，真的是绵绵不绝的长恨。《长恨歌》的主题由过去的女人祸水论变为同情美的毁灭，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进步。《琵琶词》叙写了一位技艺精湛的琵琶女的沦落命运，而作者作为一个士大夫，竟然对她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知遇之感，这是前所未有的。白居易晚年写了不少闲适诗，多写身边琐事，虽然格调不算高，但同样是诗歌内容由社会政治到个人怀抱的的转变。另外中唐诗歌在锤字炼句方面用的功夫要比初唐诗歌和盛唐诗歌要大得多。李贺对物象色彩和情态的渲染极其高明，写红，有“冷红”、“老红”、“愁红”、“笑红”；写绿，有“凝绿”、“寒绿”、“颓绿”、“静绿”。而且在色彩的描摹中注入强烈的主观感受，这是盛唐诗歌所没有的。刘禹锡是中唐诗坛上的大家，他的诗简洁明快，风情俊爽。他的《西塞山怀古》中的颈联“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蕴含哲思，然而不同于《春江花月夜》、《代悲白头吟》的青春伤感，透露出一种沧桑意味，对宇宙人生的感悟也比盛唐诗歌沉醉于山水风物的静默观照更深厚宽广。长庆以后唐朝中兴成梦，国事无望，报负落空，使晚唐诗人的政治热情减退，转而追求感官享受，咀嚼闲散生活的滋味，写爱情闺阁的诗大量增加。杜牧诗风明丽疏朗，也有流动宕拓的俊爽之气，但遣词造句水平胜过盛唐诗人，整体篇章也更加工整严谨。李商隐更是把诗歌表现深层心灵世界的能力推向高峰。李商隐写了不少爱情诗，但因为他的爱情观远较齐梁诗人健康高尚，所以他的爱情诗更多地表现心灵相通，相思的苦闷，寂寞中咀嚼过往情感的慰藉。他的爱情诗境界情思朦胧，内涵呈现多义性，读者可以由爱情生发联想到更广阔的人生体验。李商隐的诗学杜甫的沉郁顿挫，但比杜甫更幽深。李贺对李商隐有先导作用，但李贺的一些诗作太过生硬，色彩过于炫目，而李商隐的诗中没有生而未化的成分，归于温润成熟。李商隐写就了唐诗最后的绚烂。之后宋词对内心世界的开掘，对爱情心理深入的描写，委婉曲折的风格，精工典雅的遣词造句不能不说是中晚唐诗人的先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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