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给我的文学启发

知道我爱舞文弄墨之后，老爸就爱给我讲故事，讲两个人的故事――一个是刘绍棠，一个是汤吉夫。

老爸曾经亲眼见过这两位文学大师。

他见刘绍棠是在修建榆林庄闸的时候，那时统称为“出海河工”。在工地上，人挨人人挤人，人们都穿着或黑或蓝的破棉祆，身上都散发着又臭又馊的汗味。歇活抽烟时，人们都像散了架子似的，迤逦歪斜地靠在小推车上或蹲在土方上，累得一句话都不愿意说。忽然，人群里一阵骚动，有一消息在叽叽喳喳中传开来了――刘绍棠就在工地上。当时刘绍棠可是十里八村有名的“神童”，享誉国内的少年作家。相传他初中时写的《青枝绿叶》己经入选高中课本。父亲是高小毕业，教过书，对文化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仰慕，他对刘绍棠也充满了好奇和尊重。

在工地上，找到刘绍棠很容易；因为刘绍棠是人群之中的焦点，他走到哪，周围的人就指指点点，用一种惋惜而又心酸的语调说“这就是……刘绍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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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老爸远远地看到过刘绍棠，身坯子很结实，裹着臃肿的破棉袄，灰头土脸的，精神不好，郁郁寡欢。当时的大部分人们同情怜悯他，但谁也不会靠近他，免得受到连累；所以，刘绍棠总一个人劳动，就像运河畔一只孤独的创痕累累的老牛。他的身坯子虽壮，却不是干活的料儿，没干几下，就气喘吁吁，当地人称他为“落难的公子哥”。

补述，多年之后，我读到杨广琴口述的《心安是何处》，才恍然大悟，悟明白一个道理――诗人是如何度过漫漫严冬的？十二月党人被沙皇流放西伯利亚时，并没有被他们的妻子或情人舍弃。这些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小姐毅然地舍弃了安逸的生活，毅然地走上了冰天雪地人迹罕至的荒原，毅然地走上了与沙皇统治绝裂的道路。刘绍棠在最艰苦也是最恓惶的岁月里，也受到了爱情的滋润。那个运河岸边春柳般明媚柔情的女孩子，步入了他的生命，点亮了刘绍棠内心深处的灯。如果没有杨广琴，刘绍棠的作品中就不会有那么多重情重意的泼辣妩媚的女主人公；如果没有杨广琴，刘绍棠的艺术生命乃至生命只怕都要腰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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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汤吉夫老师，老爸也遇到过，那是汤老师最黑暗最屈辱的日子。

文化大革命时，我父亲是烈士子女，是绝对的红五类，经常去周边村镇学习观摩，学习观摩的无非是揭发会、批斗会、治人会、整人会。

那次他去止务学习，看到沿街站满了“革命群众”，街道上有四五十“地富反坏反”在爬。当时正是夏天，土路的坑洼处还有积水，那一队人被强制着在泥水里爬；他们显然己经爬了很长时间了，裤子都磨破了，膝盖和手都磨脱皮了。从水坑里爬出来，他们就全然是一个个“泥猴”了。泥猴之中有一个高大的身躯，特别显眼。父亲听身边的人说这个人是今天的主角――香河中学的汤吉夫。在汤老师身边围斗的有村子里的“激进分子”，也有“红小将”――汤老师的学生。或许能给汤老师造成内心创伤的不是那些愚昧凶残的村氓，而是那些他亲自教育过帮助过的学生，父亲看到了汤老师脸上的痛楚与悲悯。汤老师从我父亲眼前爬过，又向前爬去，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责骂，恐吓，殴打，以及看不到尽头的黑暗。

父亲不忍心看下去，半路途中就跑了回来。他总喃喃地说：汤吉夫，那是香河最优秀的老师，那是最优秀的老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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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也是老师――乡村小学的老师，当时学校里的老师己经开始相互揭发相互检举，也准备批斗。汤老师被批斗的情形总在父亲眼前晃来晃去，最后父亲做了一个愚蠢的也是明智的选择――离开学校，回生产队劳动。

年青时，我舞文弄墨，崇尚民主与自由，抨击弊端与丑类。老父亲语重心长地给我讲刘绍棠和汤吉夫，我知道他的用意――别瞎说八道，别意气用事，那最容易招来祸患。

我虽然不赞成父亲的为人处世，可还是或多或少地受了他的影响――宁默而死，不鸣而生。有很多年，我像一只蝉蛹，把自己深深地埋在泥土下面，一言不发。

近来，无缘由地开始读刘绍棠、汤吉夫的作品，一部一部地读，想读出他们人生的际遇和种种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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