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20岁开始，几乎一大半时间都是在床上躺着，不见天日，每一次都满怀希望地躺上大半年，希望到时候能抱着宝宝出去好好地晒太阳，但每次都是空落落的。”
图丨视觉中国
从2017年6月开始，我经常会接到这个女人的电话，一般也就几句车轱辘话，说得最多的就是：“老弟，我过不下去了，要离婚，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却落得这样的下场。”
我一般都是敷衍几句，并不会真当回事，反正每次都是如此——她给我打电话，不过是想吓唬一下自家男人。20年来，她已经把一家三口都逼得无处容身了。
这个女人叫王树莲，今年43岁，我认识她快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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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下学期，我身体抱恙，为方便休养，从寝室搬到了外面住。我在学校附近租了间便宜的平房，住下一周后，外来务工的王树莲两口子带着他们13岁的女儿，成了我的邻居。
此后，隔壁的呕吐声就伴着浓烈的中药味时不时从窗外飘进来。
王树莲的老公叫赵文波，平常话不多，却热情好客，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拉我过去吃饭。他们的房间很乱，几乎从不收拾，地上摆满了工地上用的各种工具，墙上挂了很多B超片子，时不时还有几只绑住了腿的土鸡和老鸭。
王树莲很少和我们在一桌吃饭，她总是一副憔悴的样子，穿着睡衣坐在床上，自己吃那些看起来让人提不起任何食欲的饭菜。
我看着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便喊她跟我们一块吃，她最多只是笑笑：“你不懂的，不用管我。”
赵文波则一本正经地说：“她刚流产，不能吃盐，更不能吃重口味的东西。”
我想不通，没盐怎么吃得下饭？
王树莲夹了几根梅菜说：“好几年都是这样过来的，好在还年轻，下次就能怀稳了。”
“这又是何苦呢？”赵文波叹了一句，很是心疼老婆。
可王树莲听见这话，却把碗碟和筷子往地上一扔：“你当然认为我是自作自受，这些年我吃的苦，你们家有哪一个能真正明白？我没有生出男孩，你们家谁瞧得起我？”
赵文波不敢再吭声。我在一边坐立难安，心里想着马上走开也不好。
王树莲发完脾气，哭哭啼啼地向我讲述她这些年的不容易：“我看着像个老太婆吧？可你不知道我才三十几岁。”说完，她又端起床头柜上的一碗中药，一口灌了下去。
我不经意打量了她一下，确实有点显老，脸色蜡黄，还有很多雀斑。
她说自己这一辈子是在苦水里泡大的：幼年父亲去世，过年那天家中又发生大火，烧得家里七姐弟连一件多余的衣服都没能带出来：“你体会过吃不饱饭、然后六月天裹着一件大棉袄汗流浃背却不能脱下的感受吗？”
王树莲家前面6个孩子都是女孩，弟弟是遗腹子。说到弟弟，王树莲的语气立刻不一样了：“我弟弟很给家里长脸，年纪轻轻就成了国企的经理，6个姐姐加起来都不如他。”
所以，王树莲从小就认定，生男孩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而更让她受刺激的是，她的5个姐妹后来结婚后都生了男孩。
说到这里，她的情绪进一步失控了，狠狠地拍打床沿：“为什么就我一个人的肚子这么不争气！我好几个姐姐都是十四五岁就出嫁的，还没成人都能生（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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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王树莲这么来回说了好几次后，我就有些同情赵文波了。
赵文波之前是村里的代课老师，一直说自己能娶到王树莲是三生有幸——年轻时的王树莲长相不错，又吃苦耐劳，还不嫌弃他家境不好。自从王树莲嫁过来之后，他们日子看着一天比一天过得好。
很快，王树莲就有了身孕，夫妻俩喜上眉梢，该做的产检一项也没有落下，宝宝非常健康，医生说他们只要安心等待就好了。
怀孕5个月后，王树莲突然感觉身体不适，赵文波连忙把她送去医院，尽管医生采取了一系列医疗措施，最后还是没能保住胎儿——他们前面3个小孩都是这样流掉的，后来王树莲去各大医院检查身体，却并没发现什么问题。医生也无法给出有效的治疗方案，都说只能少动，多躺在床上保胎。
赵文波的心里自然有些难过，但又觉得再这样下去，王树莲的身体也吃不消，便对王树莲说，他做好了打算，就算他命里没有孩子也无妨。可王树莲听了，非但没有感到欣慰，反而又哭又闹，说赵文波虚伪充好人，指不定以后啥时就会一脚把她踹掉、去外头生小孩，搞得赵文波百口莫辩。
王树莲的坚持到底感动了上苍——至少她自己是这么想的，“心诚则灵”。第四次怀孕，她终于顺利生下一个女儿。此后，王树莲更加坚信，她一定能怀上儿子，而且母以子贵，她一定能沾上儿子的光。
为了生小孩，他们花光了家里本就不多的积蓄。赵文波作为一名乡村教师，工资只能勉强养家糊口，根本负担不起保胎、流产的这些费用，再加上早些年计划生育，就算真生了二胎，也得从学校走人。于是赵文波干脆辞了工作，来城里打工。
到成为我邻居那年，王树莲已经习惯性流掉了8个孩子。
那段时间，王树莲经常发脾气、摔东西。有一天半夜，他们又因为同房的事情起了争执，赵文波直接被王树莲赶了出来，不得已敲了我的门。他进来跟我反复念叨着一句话：“医生说了3个月内不能同房的，她不要命了。”
那一晚我们俩都没睡——房间隔音很差，王树莲一直在隔壁哭，骂赵文波没良心，说自己“还不是为了这个家”。赵文波也满腹委屈，使劲拿脑袋撞墙：“我何尝不明白她受的那些苦，难道我就不煎熬？花掉的钱就不说了，每次心理压力都很大。女人怀孕期间要求多，她心性又敏感多疑，有时我加班晚回来一点，她就大吵大闹，以为我在外头乱搞。我经常得半夜起来照顾她，第二天还要上班，我妈也来照顾过她，可她就是一口咬定，老人家看不起她……”
我原本只是同情，但很快也亲身感受了赵文波的痛苦。
我们租的房子门前有两株铁树，有一天我下课回来，发现它们竟都开了花，很兴奋地打电话告诉同学们，想让他们过来看。没想到才挂掉电话，王树莲竟然披头散发地冲了出来，指着我的鼻子就开始骂：“嚷嚷什么？我生不出儿子关你什么事？用得着你在这里嘲讽！亏你还是个读书人，连这点教养都没有！”
她骂得我完全摸不着头脑——后来我才明白，她是觉得我骂她生孩子就像铁树一样，要几千年才开一次花。我知道她不过是想借题发挥，我越解释，她就会越起劲，于是也只能顺着她的意思说：“铁树开花是吉兆，真没其他任何意思。”
王树莲很相信这些东西，当晚就买了一些香烛纸马，口中念念有词，虔诚地在路边烧了。因为这个事情，我很怕哪天又会不经意得罪她，从此便刻意躲着他们，赵文波几次喊我吃饭，都被我找借口婉拒了。
过了些时日，王树莲竟亲自登门道歉，说她上次反应过激了。我一时间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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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吃饭时，王树莲拿了一堆资料给我看，说现在的医疗技术进步很快，应该能够圆她心愿。我翻开一看，是试管婴儿的介绍。事关重大，我还是忍不住告诉她，试管婴儿主要还是针对类似于输卵管堵塞等无法正常受孕的夫妻，她的情况不一样，完全没必要去折腾自己的身体。
这次王树莲没有发脾气：“试管婴儿造出来的小孩一定能怀得久一点，可以选择性别，还能造双胞胎呢！”
难得见她有一张舒展的脸，赵文波怕我再说什么，使劲朝我使眼色，又倒了一杯酒敬王树莲：“你这么想去试一下，那就依你，这次之后无论成功与否，我们都要带着女儿好好地过安生日子。”
王树莲心情大好，一口把酒干了。
王树莲做试管婴儿的那段日子，我去医院探望过几次。因为注射排卵针，还要吃药，她的体重骤增，经常腹部不适、头晕恶心，看见我，她有时甚至没有力气打招呼。
20天后做排卵手术，王树莲的卵巢位置不好，好不容易才取出来9个卵子，整个过程痛苦不堪，“简直痛得死去活来，不过心里还是挺开心的，毕竟双胎的几率大很多”。听她这么说，我内心百感交集——一个本来可以正常受孕的女人，偏偏着急要过来受这份罪。
受孕成功后，王树莲心情大好，尽管妊娠反应很明显，她还是会时不时地哼几句儿歌。她说，最难受的不是呕吐吃不下饭，而是躺在床上什么都不能做，玩手机怕辐射对胎儿不好，看书又看不进，要么看天花板发呆，要么闭上眼睛：“我从20岁开始，几乎一大半时间都是在床上躺着，不见天日，每一次都满怀希望地躺上大半年，希望到时候能抱着宝宝出去好好地晒太阳，但每次都是空落落的。”
“如果是别的什么事，我早就放弃了……”王树莲每次都靠想象着孩子——准确地说，是儿子——未来的样子来度过这艰难的日子，她想的好远，从儿子读书到结婚，想着想着，就笑了。
看着她苍白的脸上挂着的期盼笑容，连我也开始在心里祈祷：尽管是她的执念，但还是希望老天爷能成全她一次吧。
到怀孕第21周的时候，王树莲知道这是最关键的时刻，再一次早早地去医院养胎。他们夫妻对各大妇幼保健院以及三甲医院的产科都再熟悉不过，毕竟半辈子赚来的钱都花在了里头。
他们去医院的当晚，我一根神经还紧绷着，仿佛还能听到隔壁的呕吐声，过了好一会儿才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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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莲怀孕快6个月的时候，我给赵文波打电话问王树莲的情况，听他说还是一切正常时，我长吁一口气，觉着应该是没大问题了。
没想到几天后，赵文波又给我打来电话，电话接通前，我就感觉不妙，双手都在发抖。赵文波在电话里的语气没有任何异样，跟平常一样，问我有没有空。我说有，本想问问王树莲的情况，但咬着嘴唇没有说出口。
赵文波沉默了好久才说：“你帮我一个忙，我在你房间见过有心理学方面的书，你懂心理学对不对？”
我说那只是犯罪心理学，他说“反正跟心理学沾边就是了”，然后又嘱托我去学校把他女儿也一并接过去。
到了医院，我看见王树莲躺在病床上，枕头湿了一大片，脸上的雀斑似乎更多了，也更加明显了。她嘴里咬住自己的一小撮头发，双手贴着腹部，见我们来了，把头扭到一边，一句话也不说。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劝她以后不要再坚持怀孕了，无疑是火上浇油，可要说“下次一定会成功”，似乎也不太合适，毕竟这是她失去的第九个孩子了。
为了打破这个尴尬的场面，赵文波拍了拍她女儿的肩膀：“你过去问一下妈妈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没想到小女孩像看不见她妈一样，脱口而出：“我要吃肯德基！”
王树莲这才缓缓转过头，指着女儿说：“你是要等你妈死了才知道心疼一回是吧？”
“这些年，你躺床上人不人、鬼不鬼，跟死了有什么区别？别人一问我妈去哪里了，我只能说在床上躺着，人家还以为你是个瘫子！”小女孩气乎乎地顶嘴道。
我还没来得及想好怎么劝慰，赵文波“啪”地一巴掌就打在了女儿的脸上：“你知道你妈为了你吃了多少苦吗？你竟然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好不容易留了根独苗还长歪了！”
吼完这几句，赵文波蹲在地上好一阵抽泣。
“她弄成这副模样是为了她儿子！不是为了我！”小女孩捂脸跑了出去。我怕她有什么意外，连忙追了出去。小女孩飞快地往楼顶跑，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抓住她。她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抽抽噎噎的：“还不如跳楼死了算了，我在他们眼里到底算什么……一天到晚就知道怀孕，我长大了是不是也会整天这样子躺床上？”
我没办法，只能拉着小女孩劝她：“你爸妈是怕你一个人孤单，想给你添个伴。”
“我呸！”小女孩一口唾沫吐在楼道上，“你不要以为我那么好骗！”
“你妈是自己要把自己捆在床上，别人抬都抬不下来的……”我也不知说什么好，也只能这么回她。看着小女孩似懂非懂的样子，我没再说下去，问她还想不想吃肯德基，我请她。
她马上破涕为笑，问我肯德基和麦当劳有什么区别，她想吃“来一桶”。我说那叫“全家桶”，里面有好多鸡块，一个人吃不完的。她的脸立马拉了下来，“就我一个人吃”，我说我也吃，她认真地想了一会说：“那好吧。”
我带着小女孩排队点餐的时候，王树莲打来电话，絮絮叨叨说，她好几次想一死了之，就是放心不下女儿，没想到女儿却成了这副模样。
我对王树莲说，你们母女俩真是心意相通，我才把你女儿从楼上劝下来，你又提到死。“以后你是什么样，你女儿就是什么样，所以在家里最好不要再提死不死的话题了，只要你有这样的想法，一定会是两条人命。”
王树莲忙说：“好好好，我会好好接受治疗的。”
王树莲出院那天，他们家里来了很多亲戚，我这才知道，赵文波家里一开始确实是想让王树莲多生两个，但后来看着她这么辛苦，就再也没有人提了，如今都只说心疼她。
王树莲全程戴着护目镜，说自己怕风怕光怕吵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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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莲女儿15岁生日那天，正好是我大学毕业的日子，跟他们一家一起吃过饭后，我便回房间打包行李了。
小女孩知道我要走了，过来拉住我的衣袖不肯松手，一个劲儿问我：“可不可以不要走？”她说她很怕，她妈妈又在说怀孕的事情了，家里又多了一些草根树皮之类的偏方，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满打满算，离上一次王树莲流产，也就4个月。
小女孩看着确实可怜，这两年多来，她只要一放学，就会来我房间看书玩耍，我像带着自己的妹妹一样，多少也有些舍不得。但我无计可施，只能跑去隔壁再次劝王树莲说，她这样折腾自己的身体，说不定哪天连命都没了，赵文波作为男人够可以了，我也从来没有听他说一定要个男孩。
没想到王树莲反过来劝起我来：“你不知道我在农村的处境，没生儿子处处遭人嘲笑、欺负。你赵哥人好，没有要求我什么，就因为这样，我才要争口气，一定要给他留个后。现在我想通了，只要他有个儿子，是不是我生的都无所谓。”
我不好再说什么。这几年她倒掉的中药渣子都堆成了山，每次看她端着大碗的中药，咕噜咕噜地往喉咙里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在喝红糖水。
我正望着窗外发呆时，王树莲递给我几颗青枣，同时压低了声音：“有个事情，还得请你帮忙。听说现在包养一个女学生很便宜，才几千块一个月，我去打工应该负担得起，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事成之后我可以给你一个红包，生出来的孩子抱回来我养就是……”
我看了她一眼，感觉自己从来没有这么厌恶过一个人。但想着以后再也不会和她见面了，便强忍着脾气戳穿了她的荒唐——先不说尊不尊重女性，就算赵文波真有那能耐，人家凭什么让你把孩子抱回来？再想想你女儿，她该有多恨自己的父亲？
“我听说有些女人是愿意出售自己的子宫的……当然要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王树莲似乎还不死心，就在我走出门前，还不依不饶地问我问题：“那我还是可以有自己的孩子吧？听说有明星还冻了卵子，还有在国外代孕的……”
我不想再搭理她，径直出了门。
搬家那天，车子开动的那一刻，小女孩一直躲在房间不肯出来，也不再和我说话。赵文波和王树莲向我挥手告别，我没有任何伤感的情绪，反倒是松了一口气，内心舒畅了不少。这两年受他们家的影响，我也一直被一种压抑的情绪笼罩着，甚至忘了及时逃离。
离开后的前几个月，赵文波还打过我电话几次约我喝酒，都被我拒绝了，后来就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我很少会想起他们，有几次回学校，甚至都没有想过要去看一下以前住过的平房。
直到三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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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是一位中年妇女的声音，没过3秒钟，我就知道是谁了——那干呕的声音，我太熟悉了。
王树莲似乎比以前健谈了许多：“好几次我让你赵哥打你电话，你也知道他脸皮薄，说你忙，怕打扰到你。再忙饭总是要吃的嘛，不嫌弃的话，出来我们一起吃点家常小菜，说起来我还得感谢你呢！”
她都这样说了，我也不好意思再拒绝，便答应了。
他们还在租房住，只是换了地方，越住越偏。赵文波接了一些小工程，做包工头，收入还不错。零零总总算下来，这些年如果他们把钱拿来买房的话，就算要一次性付清房款也不成问题。
他们的女儿已经上了大学，可王树莲似乎对生儿子还不死心。在我搬走的这几年里，她又自然流产了两次，连医生都对她进行了严厉警告。王树莲自己也知道，就算是一个生育正常的女人，作为高龄产妇，危险系数也太大，但她又觉得，自己20年都这么过来了，说放弃，好像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
这两年，她一直在关注国内代孕的情况，跟我分析得头头是道，甚至连“海牙国际法庭”都搬了出来，着实令我有些震惊。她这一次找我，是因为在别人的介绍下，她找到了一家据说“很靠谱”的代孕机构，想让我去帮着“洽谈签约事宜”。
我也想见识下这家号称“正规”的代孕机构究竟是怎么操作的，便答应了王树莲。
“洽谈”那天，王树莲的一位老乡领着我们进了一栋破败的写字楼。说是正规代孕机构，门口挂的却是劳务公司的牌子，办公室里只有四五个工作人员，全是大妈，个个戴着遮阳帽，好像随时要出去拉客一样。
当天来咨询代孕的人还不少，大多是因为无法生育，有些是先天性的，也有些是年轻时流产太多次造成的，也有一些上了年纪的夫妇。其中有一对夫妇，两个人都是教师，说我看着和他们的儿子差不多大，便多聊了几句。他们的独子是一名消防员，因公殉职时才20岁，“我们知道代孕在国内是禁止的，但说起来我们这个（失独）群体的人数还不少，如果有正规的渠道，谁也不愿意选择这种混乱的地下交易……”
说话间，居然有人送来锦旗，上面写着“妙手回春，梦想成真”，其中一位工作人员还有些不耐烦，说她们这里不是生殖医院，不需要搞得花里胡哨的。
聊了一会儿我才知道，这家机构说是提供代孕服务，其实主要还是在做中介买卖，名义上是“领养”。合同上写着甲方“拥有身份证、结婚证、户口齐全、不孕家庭”，乙方则是“未婚意外怀孕或者已婚无力抚养，父母双方达成一致”。
说是这样说，实际上甲方什么证件也不需要，只要带现金就行：“‘领养’一个男婴大概收9万块钱‘营养费’，我们机构一分不赚，完全是在做慈善，女婴便宜一点，一两万就可以。”
提起“代孕”，他们说如果是夫妻自己的精子和卵子，所有费用算下来大概80万，“一条龙服务，借用越南和国内山区妇女的肚子”。
听到这个数目，王树莲有点不自在，提出能不能见那些女人一面。机构的人说，也不是不行，不过要先交钱。
我知道王树莲和赵文波的经济情况，他们的女儿在学校几乎是半工半读。听到王树莲说“要回家和老公商量一下”时，我想，这场闹剧到这里总该结束了。
7
等到了2017年5月，王树莲再次打电话给我，语气阴阳怪气的：“我们要请你来喝喜酒了。”
我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可能是麻烦又来了。
不出所料，王树莲接着在电话里歇斯底里地喊：“你要给赵文波包个大红包了！”
我听见赵文波气急败坏地在一旁大喊：“你丢不丢人？也就是我前世欠你的，你老是麻烦人家做什么？！”
“我问心无愧，当然敢面对律师，你不干人事，自然心虚！”
我赶过去之后，他们夫妻俩又吵了半个小时，我正好把事情听了个完全：
王树莲从那家所谓的“代孕机构”回来后，就一直在琢磨着借用别人肚子生儿子的事情，她觉得，找一个偏远地方的女人，应该用不了10万块钱。
经人介绍，2015年底，王树莲真找到了这么一个女人，是她娘家的一个远房表弟媳，男人病死了，说代孕只要8万块钱加每个月3000块的生活费。此时的王树莲已经不再奢望能用自己的卵子生育了，觉得只要儿子是赵文波的骨肉就行。她听说，可以通过注射器将精子注入体内，觉得这样赵文波也能接受，自己以后想起来，心里也不会有什么疙瘩。
王树莲一直以为自己掌控着所有的过程，然而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赵文波的精子并不是通过注射器注入表弟媳体内的，还不止一次——这两个人，在微信上你侬我侬，见面如胶似漆。
其实刚开始，王树莲并不知道赵文波和表弟媳的关系。2016年元月，表弟媳怀上了孩子，赵文波三天两头就往那边跑，王树莲这才心生嫌隙，说表弟媳不过就是一块“人肉肚皮”而已，一场交易，让赵文波不要把自己真当成人家老公了。
赵文波因此吼了王树莲：“你以为事情就那么简单？同样是怀孕，人家就是一块你租来的烂肉？”
王树莲看着赵文波气急败坏的样子，心里打鼓，直觉告诉她，事情可能出了纰漏。她一声不吭地去了表弟媳家，上去就给了她两耳光，嘴里说得也难听，骂什么“卖上瘾了什么都敢卖”、“做了这样的事，4万块钱尾款一分都别想要”。
没想到表弟媳扶着腰，反过来对王树莲说：“你家男人说要照顾我下半辈子的，我才是孩子的妈！”
王树莲一把揪住表弟媳的头发，两个人厮打了一阵，直到表弟媳喊肚子疼，她才罢手。
回家后，王树莲骂赵文波是个伪君子，说她本来对赵文波和别的女人发生关系是接受的，却没想到赵文波当面一套背面一套。
赵文波辩解称，陪着王树莲折腾的这些年，他早已厌倦了。遇到的这个远房表弟媳，性格简单直接，相处下来，他感觉到从未有过的轻松，“这都是被逼的！”
几个月后，表弟媳在一家诊所顺利产下一子。 王树莲当天就去抱小孩，被表弟媳以自己奶水太多可以喂给小孩为由拦住了，赵文波也说，得等到小孩满月再抱回家。
可没过多久，等赵文波和王树莲再过去看的时候，表弟媳张口就说：“小孩没看住，被人抱走了。”
赵文波夫妇听到后气得傻了眼，跑去派出所报警，接警的民警说：“人家小孩丢了关你们什么事？”小婴儿没有任何资料存档，出生证、户口都没有，就算真丢了也无从追查。
当然，也有一些消息，说赵文波的儿子是被表弟媳以9万块钱的价格给卖了，赵文波夫妇去质问，表弟媳矢口否认。赵文波心里又气又急，出去找了好几次，都无疾而终。
从那时候起，赵文波和王树莲两人便经常发生口角，就连煎个鸡蛋该放多少油，都可以吵得不可开交。
看着这鸡飞狗跳的两口子，我突然感觉好陌生，以前一闪而过的好奇，好像被印证了似的——赵文波从来没有说过要儿子是事实，但在王树莲折腾的这20年里，他好像大多时候都在配合着。
我没有再往下想，踏入社会这么多年，我知道再想下去肯定没什么好结果，也许事实并非如此。
他们俩还在一旁嚷嚷着“过不下去就离婚”，我决定全力支持，当即说可以马上给他们出一份离婚协议，签了就可以去领离婚证。
王树莲愣了愣，转头又开始使劲地捶打自己的肚子：“凭什么离婚？他这样就想把我踹了？我已经耗了自己20年了，也不怕再耗20年！好啊，没想到我又给他请来一个帮手！”
“离婚还是不至于吧……老弟，就这样离了，我还不得遭受千夫所指？”赵文波也回过神来了，小声问我。
我赶忙做起和事佬，说自己是在胡说八道，让他们赶紧去做饭，我好久没有吃他们炒的菜了。
终于一切又归于短暂的平静。
扒饭的时候我想，这样一晃而过的十年、二十年，真是索然无味，但有人就是这样过着，看似有选择的权利，却从来不知道该怎么选。
我想起，也就在这对夫妇和表弟媳闹得不可开交的这一年，他们的女儿20岁了。女孩生日那天，给我发过来一段视频：她谈恋爱了，身旁是一个娇小乖巧的女生。我问她家里人知道不，她说不重要，就问我喜不喜欢。
我说：“蛮不错的，如果有人因此责难你们，你就告诉我，我帮你出头。”
“只要自己不为难自己，日子就好过。”她对我说。
作者 | 蔡寞琰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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