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外婆家是山脚下的一个老房子，有最古老的炉灶，要用长钳子添煤才能生火做饭。隔壁家养了一只猫，黄色的，眼睛很亮，总喜欢来家里串门，从屋顶蹭得跳下来，落在我外婆家的院落里。一到假期，爸妈工作忙，我便被扔到外婆家去过野孩子的生活。阿公带我爬上山，去捉蛐蛐，去看废弃的铁轨，也在山顶看日落。我才不会像教科书里一样问山的那边是什么，我知道那是我家，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城市，却不如这山间的月色来得吸引我。有时也懒得上山，就在自己家里的院子里种些花花草草，或者去远一点的田里看大水牛。
但外公外婆说我小时候吃饭不让他们省心，一边吃一边跑，于是一个人吃饭两个人在后面追。我吃两口又说要出去看月亮了，再吃两口又要去看院子里的花了，一顿饭一小时都搞不定。我心里还老惦记着隔壁家那只黄色小猫，恨不得把整块鱼肉都喂给它。这要是被我爸妈知道了还得了，肯定挨一顿揍。在城市里总是要讲究礼仪，吃饭坐姿要端正，还要有礼貌，长辈入座了才能动筷子，哪允许这种二老追一小的场景出现。其实我也就敢在外婆家胡闹。
长大才真正发现世界等级森严，只有隔代之间可以不计较。于是外婆家竟成为唯一可以好好吃饭的地方。在学校或者实习的地方一个人吃饭，五分钟就足够，吃饭的行为只是为了一个生物钟的完整，吃饱肚子才能继续好好看书，好好工作。至于吃下去什么，也不太记得味道，匆忙起来一个面包就是一餐。在家里吃饭，长辈们总爱借着饭桌与你探讨人生重大命题，该考研啦，找工作啦，隔壁谁谁家某某去美国留学回来啦，也只好扒着碗里的饭哦哦哦应和着，匆忙解决完一餐。如果有幸有公务应酬，更是规规矩矩，察言观色：坐什么位置，什么时候起身，敬多少酒，说什么话，无论再好的厨师最后肚子都是空的，剩下酒精等待挥发。
回到外婆家可不一样，像是孙悟空从五指山下释放出来，从饭桌吃到客厅再偷看一眼电视，优哉游哉，用剩下一半的家乡话掺杂普通话和粤语应答外公外婆的问候。说话间，鸡腿鸭翅膀鱼肚子，但凡一切最好的都被夹到了我碗里。甚至在端上饭桌前几秒，趁着刚出锅香喷喷热腾腾，我阿公阿嬷就会让我先偷吃一个尝尝味道，再将整道菜端到饭桌上。二十岁的人一回来一秒变成小孩模样，幸福到要飞起来。好像只要有外公外婆在，我就永远可以是个小孩子。
其实也不是，也有突然觉得自己该长大了的时候。后来外公生了一次病，住进了医院。那时我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城市读大学，趁着周末跑回去看望他。所幸他病情有所好转，已经从ICU转到普通病房。然而见面还是吓到我，他穿着病服，身上插了好些管子躺在床上，旁边吊着好多瓶子，还有一台仪器分秒检测着各种我看不懂的数据，为了方便治疗，甚至剃了个光头。旁人跟他说我回来了，他睁开眼睛看我，说，“哎呀你怎么回来了，我都变成大光头了！” 我眼泪都要掉出来。然后又伸手摸我的手，说，“医院好冷阿，你怎么没穿长袖。” 我说我不冷，没事的。他老了耳背，听不清我说什么，重复了好几句你冷不冷。后来大概是猜到我大意，就不说话，握着我的手。妈妈说他那时候精神状态不太好，不太清醒，总是有意识没意识地要去拔掉插在身上的管子，又跟别人说要放弃治疗，有时着急起来还发脾气。我回去了他反而安静很多，乖一点。回来的一路上还想着见了面要说没事的，阿公你很快就会好的。可是在医院竟嘴笨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难过的只好握着他的手。那时候还在急忙应付最表面的病症，原因还没有查出来，未知带来的恐惧是最大的，像是一个黑色的洞口，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后来他又严肃地跟爸妈说要放弃治疗，爸爸跟他说，“爸，现在十月份了，还有三个月就过年了，过年我们还等你做八个菜给我们吃。” 这句话重复了五六次外公才听清楚，听明白之后像是突然醒悟，“还有三个月就过年啦？” “对，过年你还要做菜给我们吃呢。” “好好好，八菜一汤！”这才重新找回盼头。小时候过年欢天喜地的，到处都张灯结彩亮堂堂，又有新衣服啦，又有大红包啦。长大慢慢也觉得平淡了，无非是在家里玩弄起手机，群发一下短信说声新年快乐。那是我长大后第一次那么渴望过年，期待有一个团圆。
再后来到了冬天，我和爸爸妈妈回到外婆家过年，真的幸运地看到了外公再次亲自下厨。听见我们按门铃，他拿着锅铲，从厨房里面走出来，系着个大围裙。这倒吓坏了妈妈，连行李都没放下就上去说，爸，你刚好不久怎么就下厨了。外婆在一边开心地笑，哎呀由得他，他说你们回来了要吃他做的菜。
自打那次外公住院以后，才真正意识到他们动作开始迟缓，已经不是我小时候记得的样子。于是再回外婆家总是有一种极端地对与世隔绝的向往：恨不得手机关机，电脑扔掉，不问世事不知有汉，只希望所有时间都慢下来。每天给我阿公阿嬷泡茶，从早上到晚上，一壶茶从浓到淡再换茶叶，剥一个柚子或柑子一人几片，却是我觉得最富足的时候了。
世界以过去百倍的速度在运转，在哪里都害怕跟不上，总是要跟着跑起来。可是在这里就慢一点再慢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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