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的毛瑟手枪

在旧中国的各类枪械中，恐怕没有什么枪能像毛瑟手枪装备的那么广泛，发挥的那么淋漓，受到那么多的青睐，富有那么多的传奇色彩了，在民国军事历史题材的小说和电影中，被俗称为“大肚匣子”、“盒子炮”、“驳壳枪”、“二十响快慢机”、“自来德”的毛瑟手枪，就像美国西部片中的“左轮”一样，已成为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其曾拥有过的辉煌是任何一支手枪都不可与之媲美的。

关于毛瑟手枪的诸元与在德国诞生的经过，网上可以轻易搜出，无须我来赘述。我只说它在中国的历史。

从1921年开始，汉阳、青岛、太原、沈阳、大沽、长沙等11家兵工厂先后仿制毛瑟手枪成功。这些都是政府控制的规模较大的兵工厂。除此之外，那些军阀自办的小型兵工厂，也都纷纷效仿，到底有多少家兵工厂生产毛瑟手枪，又生产了多少毛瑟手枪，已经难以计数。

武器的有效射程要满足两个条件，通俗地说，一要打的中，二要对目标达成理想的毁伤效果。对于手枪来说，主要是第一条不好满足。因毛瑟手枪子弹的高初速，长枪管，使得其有效射程较其他手枪大，达70米。如果将木制枪盒结合在枪尾作为枪托抵肩射击，有效射程可达150米。但这都只是对一般的射手而言的。旧中国，许多武装人员将毛瑟手枪的有效射程发挥到极致。据有的资料载，当年东北的胡子（土匪）能够在二百步开外用毛瑟手枪打中高粱竿。在当年敌伪的传言中，为抗日而英勇牺牲在东北土地上的抗联主要领导人杨靖宇将军，就能够在二百步距离上用毛瑟手枪左右开弓打落苹果。这还真的不假。就在杨将军牺牲前，一个鬼子在300米处向杨喊话要其投降，杨诈称可以谈判，于是这名鬼子从雪地上爬起来欲向杨靠近，可就在他刚刚起身，杨将军甩手用镜面匣子连发三枪，全部打在敌人的胸部。像这种例子在战争年代还可举出很多。

因毛瑟手枪枪管长，瞄准基线长，许多优秀的射手根本不用缺口和准星，只是根据手感概略瞄准射击，便能打落空中的飞鸟、抛掷的铜钱，这些早已不是夸大的传说了。中原大战中冯军失败，冯军的一个营在营长刘树森的带领下向黄河北撤退，因兵单势薄，两次遇到叛军拦路，意图缴刘营的械，刘一边与之周旋，一边用盒子枪甩手打下空中飞鸟，两枪两中，吓退两股叛军。抗战刚刚胜利时，国共美三方军调小组到新四军第五师驻地调停内战，曾流传着小组中的美军代表和师长李先念赛枪的故事。其时，美军代表用卡宾枪射击空中用降落伞飘落的小型靶标，而李先念则用驳壳枪射击向空中抛掷的碎砖块，枪枪命中，令在场各方人员惊叹不已。

自上个世纪初毛瑟手枪传入中国后，很快受到国人无比的青睐。不管是正规军、游击队，还是地主豪强的私人武装、打家劫舍的绿林豪杰，都以能够佩戴毛瑟手枪为荣。不论其装备的数量，还是发挥的程度，都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军队所无法与之相比的。据保守的估计，从各种渠道进入中国的德国造和西班牙造的驳壳枪不少于50万支，而中国自己仿造的则多至无法计数。在当年，不管是德国还是西班牙，他们生产驳壳枪的主要出口，就是中国。有一个事例不难说明这一点，因为中国仿造的驳壳枪在质量上还无法与外国相比，同样是佩戴驳壳枪，是不是德国造，已经成为一个带枪人身价的象征，这大概就和现代人戴什么腕表，是不是原装表才算牛逼一样的道理。于是德国毛瑟厂商投其所好，在后来生产的毛瑟手枪上，不仅有毛瑟厂的厂徽标志，还用汉字打上“德国制”三个字以为标榜，其生产和销售的目的，不言自明。

图01  内战时期的一支手枪队，清一色的盒子炮

从史料中摘取几个数字，也许能够说明毛瑟手枪在中国武装团体中装备的比例。1924年著名的广州商团叛乱前，该商团曾一次从香港的德商处购得枪械9000余支，其中的驳壳枪达4331支，占全部枪械的近半。

1930年3月29日，一份鄂豫边革命委员会的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述：

黄安：有长枪三十余支，盒子（即卜壳枪）五十余支，成立游击队，特务队，手枪二十支之谱。

麻城：有长枪百余支，盒子五十余支，成立游击队、特务队，手枪数支。

光山：有长枪五十余支，盒子二十余支，成立游击队、特务队，手枪数支。

1932年10月，东北抗联前身一部，磐石反日义勇军创立时，“全队共一百二十人……有长枪七十五支，短枪六十五支（其中匣子五十支，橹子十五支）”。

在当时的中国，不仅非正规的游击队大量配备毛瑟手枪，就是作战部队也大量装备。1924年孙中山北伐韶关时，曾带两辆铁甲车（属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随行，两辆车上新配了手提机枪18支和驳壳枪250支。此时的铁甲车队就是三个排的编制，足见驳壳枪所占比例之大。樊钟秀南下投靠孙中山时，孙为表达对樊的感激，给予了樊从精神到物质的极高的奖励，这物质的奖励，便有一次性的拨付驳壳枪800支赠给樊部。黔军袁祖铭被湘军唐生智解决时，曾缴获袁之卫队旅毛瑟手枪1300余支。按当时的编制，一个团不足千人，一个师仅三千人上下，而袁部一个旅即有1300余毛瑟手枪被缴，亦足见其装备量之大了。1933年的国军骑兵旅轻高射炮连，编制官兵148人，配备毛瑟手枪56支；同为该旅的装甲汽车连，编制官兵134人，配备毛瑟手枪竟达89支之多，毛瑟手枪之炙手不言而喻了。擅长近战的西北军中，更是重视毛瑟手枪，从军到旅的各级长官，都直接控制着从团到连规模的手枪队，每到战斗的关键时刻，手枪队便成为一张王牌。1926年国民军与晋军战于晋北，石友三部曾一次集中3000人的敢死队，每名队员一把大刀，一支盒子炮。中原大战之前，西北军还曾编有手枪旅，后来由西北军分化出来的韩复榘第3路军中，也长期地保持着手枪旅的建制。几千人的部队，全部以手枪作为装备，这怕是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同样是以近战为主要作战方式的红军中，毛瑟手枪也被大量使用。宁都起义后任红军第5军团军团长的季振同，起义前任国民党军第74旅旅长，该旅前身即为西北军冯玉祥之手枪旅，起义时，绝大多数官兵仍保持着手枪旅的三大件：盒子枪、步枪、大刀。红四方面军中许多部队，如25军、28军等，也曾编有手枪团，是当时很惹眼的一个亮点。持毛瑟手枪奇袭、突击，在红军的战例中非常普遍。创造了惊人奇迹的抢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飞夺泸定桥的二十二勇士在突击行动时，便每人配备了一支毛瑟冲锋手枪。对于活动在敌后的我各抗日游击队、武工队来说，既便于携带，又有很强火力的毛瑟手枪，就更是勇士们的必备利器。就像左轮手枪对于美国西部牛仔一样，盒子炮也已成为我敌后武工队员最明显的标志了。

因着毛瑟手枪的密集火力和极富雄性美的威猛外形，使其不仅是特种部队和基层指挥员的必备，即使许多高级将领，也往往对其爱不释手。就像冯玉祥在其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那时的带兵官，见了盒子枪，没有哪一个手指头不痒痒的”。军阀混战时期，身为直鲁联军副总司令、统兵数十万的褚玉璞，经常手持两支匣子枪上阵搏杀。民国时期热河的两大匪首李守信和白凤翔，更是对其爱到须臾不可离的地步，抗战前后，二人先后投敌，一个当上了伪蒙古军的总司令，一个当上了伪东亚同盟军的总司令，各辖五个师的兵力。就是在这个时候，身边一直有大量亲随卫队的情况下，李守信身上也一直携带着两支二十响的快慢机，白凤翔更是连睡觉时，两支二十响也别在腰里，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么多年带惯了，不带睡不着。就连张作霖在做到安国军大元帅后，身为一国元首了，随身也一直带着一支长苗盒子，其在皇姑屯被炸时，这支长苗盒子就在身边。朱德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徐向前在鄂豫皖斗争初期，每遇战斗最紧张时，往往持毛瑟手枪亲自带队冲杀。红军西路军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将军牺牲时，双手仍各持一把打空了的匣子枪。

在那个年代，毛瑟手枪还是高级将领之间互相馈赠的礼品。早在清末，刚刚接受招安的张作霖，便曾以毛瑟手枪对清军将领行贿，颇见成效。豫西绿林大侠王天纵，民元时归顺起义民军张钫所部，王第一次见张时的晋见礼也是两支当时还很罕见的德国造毛瑟手枪。抗战时任东北挺进军总司令的马占山将军驻节绥蒙，与蒙古族军官联络感情时，也往往用毛瑟手枪作为赠品，很受蒙族官员的欢迎。抗战时期，与新四军驻地相邻的川军第127师师长陈离，曾以4支二十响毛瑟手枪作为礼品，赠予新四军第4师师长彭雪枫，以答谢新四军对其训练游击干部的支持。在冀中，为了与敌后的国民党军建立统战关系，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曾将自己心爱的二十响毛瑟手枪赠予河北民军副总指挥乔明礼。当时吕很舍不得，政委黄敬一再做吕的工作，并答应将自己的二十响手枪给吕，吕出于统战需要，才将枪赠乔。上述事实足以说明，毛瑟手枪在当时是何其珍贵。

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是冲锋手枪大量销售和生产的黄金时期，但尽管如此，在国外，这种武器主要还是配装于治安部队，军队在战场上使用的很少，只有中国例外。毛瑟手枪为什么偏偏在中国最受欢迎，应该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是旧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和长期不间断的战乱需求所决定的。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上个世纪初，又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战乱，各列强除在中国倾销包括武器在内的各种商品外，还从各自不可告人的利益出发，积极扶植在华代理人进行战争，这是中国长期军阀混战的一个主要原因。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中国的武器，特别是轻武器的生产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和连年的战争消耗相比，还远远供不应求，在质量上也无法与列强相比，于是不得不向外国求购。当时往中国倾销武器的渠道主要有三，一是政府通过正常渠道从国外采购。北伐完成后，国民党中央军的陆军开始以德军为样板进行装备与训练，有蒋介石的铁卫队之称的中央陆军教导总队，就是率先按德军制式装备，并按德军操典训练的。为数不少的德国军事顾问服务于中央军，而为首的汉斯·冯·泽克勃将军又正好是一个毛瑟手枪的爱好者，用现在的话说，够得上发烧友级。因为他的极力推荐，毛瑟手枪很快成为中央军的制式装备。1930年爆发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中，中央陆军教导总队参加了这场战争。据一位参战的老人回忆，当时他所在的一个团的全部士兵，除了应配的步枪、机枪、小炮等装备外，每人还另配有一支德国造的毛瑟手枪，真是好生了得。抗战刚刚开始时，仅1938年1月至3月，国府就分两批从德国购进毛瑟手枪共4万支，由此可见毛瑟手枪在中央军中的装备情况。二是通过欧洲的代理商联合公司卖给日本的军火商，再由日本转卖给中国。三是直接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和销售代理商进行销售。德国、西班牙、美国等国的枪械制造商们都在上海设有专门推销武器的办事处。推销的武器主要是各种自动手枪和左轮手枪，这中间最有竞争力的当然还是毛瑟手枪。因为当时的中国人，购枪的目的主要的还不是收藏和玩赏，也不仅仅是自卫，而是用于战斗。各路军阀搜刮来的钱财，80％以上用于军费开支，仅从上海这一渠道直接卖给中国各派系军阀的毛瑟手枪就有40万支。

其二，是中国军队自动火器严重不足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作为一支冲锋手枪，在今天，毛瑟手枪是没有任何用武之地了，因为今天有比它更适用也更廉价的轻型冲锋枪、微型冲锋枪和短突击步枪，但当年不行呀，一直到抗战结束前，中国军队中用于近距离攻击的自动火器严重不足。以北伐时期的叶挺独立团来说，这样一支人枪都超编制配备的部队，一直打到武昌城下，重机枪不过数挺，花机关枪不过数支，轻机枪一挺也没有，半自动的毛瑟手枪便成了北伐军的利器。当时的敢死队就是每人一支驳壳枪，几枚手榴弹爬上武昌城的。包慧僧在回忆录中说过，黄埔学生军东征时，叛军最怕的就是学生军的驳壳枪，因那时机枪少，步枪发射速度慢，而每个连的九支驳壳枪却可以半自动发射，容弹量也比步枪多一倍，当然是了不起的了。川军出川抗战时，往往一个团重机枪不超过4挺，装备好一点的部队，一个连有轻机枪3挺，更多的部队，全团没有一支冲锋枪，没有一挺轻机枪。而这样的装备情况，却并非川军所独有。毛瑟手枪用作枪套的木头盒子，结合在枪尾后，整支枪就成了一支卡宾枪，对于M712式连发手枪来说，就是一支微型冲锋枪了。其10－20发的装弹量，150米的有效射程，每分钟40－120发的战斗射速，就极大地填补了步枪与机枪之间的火力空白，增大了近战时的自动火力。本来这个火力空缺是应该由冲锋枪来承担的，在今天，更是应该由短突击步枪来承担的，但那时的中国，因为这些都没有或极少有，毛瑟手枪也就勉为其难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正规军也要大量装备的原因。

图02  台儿庄战役期间，第2集团军的一支奋勇队，大刀、盒子炮是其标配

其三，是中国特定的战争样式决定的。毛瑟手枪如果搁在今天，它的命运绝对不会比国产80式冲锋手枪强到哪里去，但它生在了那个特定的年代，来到了“中华民国”那个特殊的战场。

中国的军事斗争，自古就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奇”与“正”的利用上，中国更注重以奇制胜。到了二十世纪，包括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在内的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多数是非常规战争，特别是我军在抗战胜利以前所进行的战争，游击战就更是主要的作战样式。化装奇袭、伏击、村落战、地道战、挑帘战等小部队的作战行动是敌后抗日游击战的主要战法，在重武器与自动火器严重不足和重视轻装机动的游击队中，毛瑟手枪便成了游击队员得心应手的最好伙伴。试想一下，假如你是个红军游击队长，对于经常会在一百米甚至五十米以内发生的丛林遭遇战斗，你是希望你的士兵携带汉阳造呢，还是携带盒子炮呢？假如你是个敌后武工队的队长，需要你带上七八个队员化装成赶集的或送礼的老乡混在人群中去除掉一个铁杆汉奸或袭击一个伪警察所，你说是三八大盖更方便还是二十响更方便？

图03 改编新四军之前，曾山、刘英、粟裕和警卫战士合影。除三名领导人外，全体战士人手一支上了木盒枪托的盒子炮

若在西方，你绝对没听说过同属于一个军的这个师长到那个师长的公馆去赴宴会是一个鸿门宴吧？是的，没有。今天我军不会有这样的故事发生，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德军、苏军、美军、英军、日军等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在民国时期，这样的故事却司空见惯。不仅同属于一个军的两个师之间经常会在酒席上发生火拼，即使某个团长到他的上司旅长那里去开会，也可能会在会议桌上遭到诛杀。至于友军之间的宴请，这样的情况就更多。冯玉祥宴请郭坚擒而杀之、周澜宴请袁祖铭擒而杀之、黄绍竑宴请冯葆初擒而杀之、张培荣宴请孙美瑶擒而杀之、杨增新酒席宴上砍杀夏鼎、李寅、唐生智会议桌上勒杀张国威，还有红军时期，八路军时期解决杂色武装等众多大大小小的战斗，也多是在推杯换盏、握手谈笑间发生的。这样的战例，在美、德、英、日、苏等任何国家军队的战史上，都是找不到的，但在民国这三十多年，不论南北军阀、土匪、国军、共军，这样的战例比比皆是。

“鸿门宴”倒不一定每天都有，那些见惯了“鸿门宴”的带兵官们却不可一日无备。假如你是个军阀部队的师长或旅长，你敢像今天这样只带个驾驶员就去另外一个师的地盘上去赴宴吗？没人敢。即便是共赴国难的方振武和冯玉祥之间，后者到前者的驻地去开会，也要带上两卡车的卫队才敢前去。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时师长旅长什么的，走到哪里都要跟随几十甚至几百的卫队。而对于随时可能会在餐桌上、会议桌上展开的火拼，你给你的卫兵们是配备老套筒好呢，还是驳壳枪好呢？在自动火器还是凤毛麟角的二三十年代，在一个团甚至一个师都是清一色的汉阳造、老套筒、一个团最多才有4挺重机枪的时代，我看还真的没有什么比得上既便于暗藏携带，又使用灵活，还具有密集火力的毛瑟手枪更合适的了。因此，那时卫队的武装，驳壳枪就成了标配。抗战时光荣殉国的川军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将军，在与敌遭遇时，日军就是从那众多而又密集的驳壳枪声中，判断出对方必是一名高级军官的指挥机构，从而调重兵加紧围攻，导致了李家钰的牺牲。著名的“西安事变”，虽无大的战斗，但仍有流血冲突，即张学良卫队与蒋介石卫队的战斗，在这场不大的战斗中，又主要是毛瑟手枪之间的较量。

总之吧，毛瑟手枪在旧中国盛行，是由当时的装备状况促成的，是与当时的作战样式密不可分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甚至更早的解放战争的运动战、阵地战成为主要战争模式后，驳壳枪便不再像以前那样走红，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的步兵支援火器增多了，因为这个时候的冲锋枪普及了，因为这个时候的战争模式转变了，但一直到抗战胜利之前，却不是这个样子。

抗战胜利后，大量的美制汤姆逊冲锋枪、M3冲锋枪和英制斯登冲锋枪进入中国，冲锋枪在此时才姗姗来迟地承担了本来早该由它承担的火力任务，加之此时的作战样式也已经由以小规模的游击战为主而变成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了，于是，毛瑟手枪开始逐渐地退出主战场，但在解放战争的敌后游击战场和一直持续到解放初期的剿匪战斗中，毛瑟手枪仍旧在大显身手。

（写于2002年，修改于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