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

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

如果你看过《苏菲的选择》（Sophie's Choice），那么你很有可能会陷入难以自拔的痛苦，这种痛苦充满了纠结和恐惧，以至于你想都不愿意多想。简单来说，一个身陷纳粹集中营的母亲（苏菲），在一个德国军官的要求下，必须在下面两个选项中做出抉择：

Option 1：在儿子和女儿中间挑选出一个送进毒气室；

Option 2：儿子和女儿都送进毒气室。

当然你可以看出来，这不是真正的选择，因为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不会考虑Option 2。所以真正的选择是，Option 1中，苏菲要选择儿子还是女儿活下来？或者，更残忍的说法是，苏菲要选择杀死儿子还是女儿？

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故事是作者杜撰的，还是确有其事。不过类似的选择并不算罕见，比如《唐山大地震》中，你是选择救女儿还是救儿子？印尼海啸中那个三个儿子的母亲，必须在灾难降临的瞬间做出决定救哪两个孩子，而放弃哪一个，因为她只有两只手。

想必把人逼上绝境的状态更能赤裸裸的展示人性、伦理和道德。因此除了“苏菲的选择”，人们还设计了各种“思想实验”，即假定不同的虚拟场景，来推衍“选择”，以及“选择”所代表的内在含义，这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电车难题(Trolley Problem)。

14年开始大热的哈佛公开课中，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 Sandel）教授的“公正课”便是以“电车难题”开篇的（《第一集：谋杀背后的道德逻辑》），而其所著的《公正:该如何做是好?》详尽的阐述了这个案例：

假设你是一辆有轨电车的司机，电车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沿着轨道疾驰而下。在前方，你看见五个工人手持工具站在轨道上。你试着停下来，可是你不能，刹车失灵了。你感到无比绝望，因为你知道，如果你冲向这五个工人的话，他们将全部被撞死。（我们先假定你是知道这一点的。）突然，你注意到右边有一条岔道，那条轨道上也有一个工人，不过只有一个。你意识到，你可以将有轨电车拐向那条岔道，撞死这个工人，而挽救那五个工人。

我猜这个选择并不难做，在这个场景下，你是司机，恐怕你下意识的会选择拐向只有一个工人的那条铁轨，因为明显撞死一个比撞死五个伤害要小——现实中，我们也看到过这样的新闻，某司机在失控追尾的瞬间，选择去撞那辆相对便宜的车。

可是如果场景稍作改变，选择的难度就加大了：

这一次，你不是司机，而是一个旁观者，站在桥上俯视着轨道。（这次旁边没有岔道）轨道的那一头开来了一辆电车，而在轨道的这一头则有五个工人。刹车又一次失灵了，电车即将冲向那五个工人。你感到自己没有能力去避免这场灾难——可是突然你发现，你身旁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的人。你可以将他推下桥，落入轨道，从而挡住疾驰而来的电车。他可能会被撞死，但是那五个工人却将获救。（你考虑过自己跳下轨道，可你意识到自己太小了，无法挡住电车。）

桑德尔教授用了“身材魁梧”这样的委婉说法来体现“政治正确”，而英国的戴维•埃德蒙兹则直接在《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一个关于对与错的哲学谜题》中把“身材魁梧的人”唤作了“胖子”。

好吧，我们现在来考虑，如果是你，会不会推下那个不相识的倒霉的胖子来拯救另外五个不相识的人呢？

反正我不会。我承认我是芸芸众生中最为普通的一员，从来不会做出如此出格的事来——我的选择符合统计学层面的大众行为：

BBC曾就“电车难题”进行过一个大规模的调查：这项调查拥有65000名参与者。在不同网站获得的调查结果趋同。在第一个“困境”中，BBC发现大概80%的人同意应该把电车引到岔道上。但与此同时，第二个“困境”中，只有25%的人认为应该把胖子推下桥。

所以，同样是牺牲一个人来拯救五个人，可是场景变了，选择就不同了。

在英国道德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看来，这个选择一定不难做：当然是把胖子推下去。原因很简单，边沁创立了功利主义学说，其主要思想简明扼要，且听上去就特别合理：

道德的最高原则就是使幸福最大化，使快乐总体上超过痛苦。对边沁而言，正当的行为就是任何使功利最大化的行为——这里的“功利”，指任何能够产生快乐或幸福，并阻止痛苦或苦难的东西。

所以，牺牲一个胖子来拯救五个人的生命，这是那个场景下幸福最大化的正当行为，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可是让我们再来看与“杀死胖子”几乎同样场景的例子：

设想有五个重病患者，都需要器官移植。有两个需要肾脏，两个需要肺，一个需要心脏。如果今天得不到器官，他们就会死亡。幸运的是，一个有着匹配血型的无辜的健康年轻人来做年度体检。外科大夫是否应该把他杀死，把他的器官取出来救这五个垂死之人的命呢？

如果按照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自然是幸福最大化才好，所以外科大夫别犹豫，请马上拿起手术刀杀死这个年轻人，取出他健康新鲜的器官去拯救那五个可怜的病人吧！

但是且慢——这样真的幸福最大化了吗？

如果医生们真的可以用谋杀一个健康无辜人士的方法来拯救五个垂死的病人，那么这一行为所引起的恐慌和紧张，将远远超过这五个“幸运”病人的“幸福体验”——如果你去医院探望生病的亲戚就可能被外科医生用手术刀切掉器官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将多么的恐怖和绝望。

为了更好的思辨，电车难题进一步变换场景和假设，比如：

新场景1: 如果那个胖子恰好是你的情敌，你会不会改变主意把他推下去？——这可是个好机会哦，可以打着拯救另外五个人的旗号，光明正大的除掉竞争对手。

新场景2: 亲手把胖子推下去对正常人来说显然过于残忍，可是如果你手里恰巧有个按钮，这个按钮控制着胖子脚下的阀门，你只需轻轻一按，胖子就掉下桥了，那么你会改变主意，按动按钮吗？

新场景3: 如果把人换成猴子——一只胖猴子可以拯救五只其他的猴子，你的选择会不同吗？

实际上，每个场景都有着不简单的解读。比如场景1，倘若私仇可以披裹着正义的外衣，那么人性中还会残存多少“公正”基因，特别是在那关键的瞬间？比如场景2，实际上用按钮，比亲手推下去要容易得多——大家可以想象未来无人机在战场上的运用越来越多，千里之外动动手指操控下按钮，几百人就丧生了，跟打游戏一样，可是如果让你亲手逐一杀死那些人呢？场景3，有调研表明，打算亲手把胖猴子推下去救其他五只猴子的人，要远远多于推胖子下去的人，原因也不难理解，因为杀死一只猴子比杀死一个人要容易多了。

在我看来，不提“电车难题”带来的哲学和道德层面的深刻内涵，仅仅是思考，就充满乐趣。

1967年，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发表的《堕胎问题和教条双重影响》中，首次提到了“电车难题”。这个思想实验，可以追溯到伯纳德·威廉姆斯提出的“枪决原住民问题”：

假设一个植物学家，某天到一个独裁国家游玩。当地独裁者逮捕了20名无辜的印地安人，以涉嫌叛乱，全部判处死刑。但是这个独裁者提出一个建议，身为客人，如果这个植物学家亲手枪决其中一个印地安人，其他19个人就可以因此被释放。这个植物学家是否应该亲自枪决一位，以拯救其余19人，还是拒绝动手，坐视这20个人都被枪决？

福特的思想实验中还提到一个胖子被卡在一个山洞里——是的，又是“胖子”（所以大家千万别做胖子哈），他的头露出洞口，可以呼吸，但他后面有一队洞穴探险者，无法逃脱。福特写道：

“显然，正确的选择是坐下来等胖子变瘦；但哲学家们却安排了另一个场景，即洪水从洞里不断上涨。”

你有一捆炸药，问题是，你打算用炸药把胖子炸死吗？

文章开头的苏菲，她最终选择了自己的儿子，而她的女儿尖叫着被带走了。苏菲痛苦的张着嘴，却哭不出来，也喊不出一个字。至此，这个选择的阴影伴随了她可怜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