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诗歌的文学性问题

        新世纪诗歌发展的二十余年里，虽然表面上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但仔细研究起来，除了上述的“车延高”和“贾浅浅”事件以外，还有冷雁与余秀华等骂战事件，以及诸多横空出世的诗歌体裁。

      比如将一句完整的话拆开的“梨花体”，创始人赵丽华甚至获得了废话文学“乌青体”等等。

        虽然这些事件和体裁在当下基本已经销声匿迹，但是从中映射出诗坛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新世纪诗歌的文学性缺失问题。

        诗歌要写好要能够发人深省，或者让人回味无穷，寥寥数语要做到是很困难的。在这一点上，唐诗宋词已经做到了极致了。

        于是，现在的诗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写短诗，写得再好也不如唐诗宋词，写长诗，既比不了《格萨尔王》这种恢弘的英雄史诗，与现代诗的先驱如郭沫若，臧克家等著名诗人也有差距，于是就有了各种主义，各种创新，据说车延高《徐帆》就是一种写作尝试。

        但就目前来看，这些尝试都是不成功的。而且在尝试的过程中，反而引发了好事者的跟风，大量粗制滥造的口水诗，打油诗又进一步地导致了诗歌文学性的匮乏。

        尽管新世纪诗歌的历史只有二十二年，而且它在本质上是对上个世纪现代诗歌的延续和发展，但它在新的时代却演绎出很多值得总结的艺术成效，以及必须加以深刻审视的文体缺陷甚或是挥之不去的创作顽疾。因此对于诗歌文学性的探讨是很有意义的。

        诗歌之所以被称为诗歌，得以口口相传，正是由于它的文学性。诗歌的意义，在于巧妙地传情达意，正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或讴歌壮丽山河，或感怀艰难时危，或歌咏真挚友谊，或争取纯真爱情，诗词歌者把一首首作品写成了画卷，又将一幅幅画铺展成了诗。

        对于新世纪诗歌文学性的探讨，有利于清除诗坛当下的种种顽瘴痼疾，让诗歌回归其文学艺术的本位。

        其次，诗歌不仅是是一种语言最高超的艺术形式，也是一个民族文化最有内涵的部分。诗歌可以丰富民族语言，保持民族对世界的感知，使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延续。

      艾略特在《诗歌的社会功能》一文中深刻地说道：“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像诗歌那样顽固地恪守民族的特征。可以剥夺一个民族的语言，扼杀这种语言，强迫在学校里引进另一种语言，但是只要你无法教会该民族用外族语言来感受，要灭绝原来的语言，是不可能的；这种原来的语言会重新在作为感情的动力的诗歌中宣告自己的存在。”

        因此，没有什么比诗歌语言更能保持一个民族的民族性，也没有什么比诗歌语言更能显示一个民族的存在意义。

        对于新世纪诗歌文学性的探讨，不仅是为了让诗歌的发展回归到正常的轨道，更是为了防止汉语特性的消解，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深度和文化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