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失落，主要是指轴心时代出现的，秦汉之后逐渐稳定的儒家文化为主导，释道文化为补充的整体文明解构的瓦解。而最主要的，是维系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三纲五常”道德伦理观念，在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冲击下的崩溃。
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的文化构成形成出现了新的结构。即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思想，以西方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革命主义思想。20世纪后半叶，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马克思主义，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而西方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者，流亡太港和海外，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近三十年时间里，影响几乎微乎其微。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迎来了一个文化多元发展的新时代。西方各种新思想不断涌入的同时，传统文化同时也在复苏，一时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20世纪80年代，以继承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启蒙思想，曾一度显示出蓬勃的生机，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和全盘西化论思想，也再度抬头。20世纪90年代，在商品经济观念和大众文化意识的冲击下，精英主义为特征的启蒙话语，开始随着知识分子的边缘化而失落。与此同时，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开始在对激进主义的批判中，逐渐取得优势。
21世纪之后，出现了以“国学热”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复兴潮流，但在另一方面，以80后为代表的青少年，由于比以往的几代人，更多的接受了系统化的现代科学教育，并且成长于消费信息社会文化氛围中。在具有大话和无厘头特征的“后现代”文化虚无主义影响下，对无论是保守的传统文化，还是激进的启蒙价值，都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漠然态度。由网络游戏、好莱坞大片、时尚韩剧、日本动漫、玄幻小说、草根博客、手机短信等所组成的拟象文化，正在消弭和解构历史文化和传统价值的厚重感和真实性。
无论是坚持复兴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者，还是鼓吹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者，无论是倡导中体西用论的民族主义者，还是强调中西融合的普世主义者，都没有对中国文化所面临的虚无主义危机，具有足够的重视。因此，无论他们从何种观点和立场出发，都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谈。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文化在他们长达一百多年的激烈论争中，不但没有走向复兴，反而危机日益严重的根本问题。
二、
在中国从1840年到今天的170时间里，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激进主义者，以及调和论者和融合论者，尽管他们之间采取的立场具有很大的差异，但却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在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去思考中国文化的走向问题。这种形而上学的思考方法，必然会在“古今”、“中西”这样的问题上，采取一种基础主义的视角，要么以东方为本位，要么以西方为坐标，要么是古代优于现代，要么是现代胜过古代。这样就形成了近代历史上所谓的民族本位论、全盘西化论，中西体用论和中西融合论。
民族本位和中西融合，由于带有明显的偏激色彩或调和论调，因此一直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支持。而影响最大的，是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中体西用论由来已久，这种论调的吸引力在于，既能满足于大多数人的民族感情，坚持民族文化的本位，又能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因素，使中国不落后于世界。而全盘西化论，自从新文化运动之后，一直就是致力于中国现代化和世界化的现代知识分子，一直孜孜以求的梦想。
从中国的近代发展史来看，“中体西用”产生于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阶段，即洋务运动时期，这种思想在19世纪90年代，一直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但是经过1894和1900年中国两次战败后，无论是变器不变政的洋务运动，还是辩证不变政的维新运动，都以失败告终。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严复为代表的近代启蒙思想家，开始抛弃“中体西用”论，不仅要求变器、变政、变制，而且还要变道。古语曰：天不变、道亦不变。在中华民族处于天崩地解的危亡时刻，道不得不变了。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由于支持中国封建宗法社会伦理道德和民族文化心理的纲常礼教观念没有被撼动，因此革命后的情况较之以前，更加严重了。从严复、梁启超到陈独秀、胡适，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第二阶段，由“中体西用”被“全盘西化”观念所取代。中国传统文化，在以“科学”和“民主”为标志的西方启蒙观念冲击下，被完全的颠覆。
新文化运动之后，以文化保守主义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论，一直处于弱势话语的地位。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冷战后国际意识形态对峙被全球闻名对抗论取代。东亚“儒教”文明体系内的现代化模式取得成功，改革开放后日益强大的中国，被西方视为“儒家”中国的背景下，文化保守主义压倒自由激进主义，“中体西用”论也重新在中国民族自信心增强的激励下，成为获得广泛同情和支持的话语。
三、
与中体西用论者和全盘西化论者相比，完全的民粹主义者和中西融合论者，始终未能取得显著的话语地位。因为前者的极端保守型和后者的完全开放性，都缺少必要的理论体系支撑。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者的根本分歧在于，不是中国要不要向西方学习，而是“部分”学习和“全盘”改造的问题。而其中的关键是，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否要完全的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中体西用派来说，中国进行现代化，完全可以从传统文化出发。从儒家的“内圣”，即道德形而上学，开掘出民主和科学的新“外王”。而全盘西化论者认为，中国要实现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的转化，必须完全抛弃儒家文化伦理道德观念，走西方的现代化道路。
但是20世纪60年代，东亚儒家文化体系内现代化模式的出现，为新儒家和文化保守主义者“中体西用”论的现代化理论，提供了有力的现实依据，而90年代，由于文明冲突论在国际上取代意识形态对峙论，西方儒教中国的假想，也为文化保守主义提供了“对号入座”的机会，试图仿效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用儒家伦理来支持中国的现代性文明的发展。
我们应该看到，20世纪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现代性的批判和质疑，这是20世纪后半叶，发达资本主义文化“现代性焦虑”的体现。如果西方自近代以来的现代性设计和科学理性、民主自由等启蒙价值，完全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那么我们在反思现代性的同时，是否应该将解决现代性危机的希望，寄托于古老的东方文化，尤其是儒家文明呢？对于以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当然愿意听到这种论调，但是以哈贝马斯和利奥塔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都没有完全否定现代性文明。尽管他们的立场不同，但最后还是坚持“重写现代性”。
但无论如何，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以精英主义为特征的启蒙话语，在文化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和消费意识的多重夹击之下，不可避免的失落了。其后果是“人文精神”危机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在我们如今所生活的消费信息时代，尽管每时每刻都能听到学者、教授和专家们在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争论不止，制造各种新鲜理论，但是说来说去，无非就是两种新旧招牌，文化保守主义的“中体西用”论和自由激进主义的“全盘西化”论。而真正能改变中国文化现状的人，绝不是这些呆在象牙塔里，空谈理论的学院派，而是那些处于民间和边缘，由于被压抑而沉默的底层知识分子。而一旦这些长期处于话语权之外的“沉默大多数”，不再选择继续沉默下去，那么他们所爆发出来的呐喊，无疑会改变中国文化的现状。
四、
从人类文明发展来看，我们正处于一个新轴心时代，这个时代无疑是一个过渡时代。这个文明过渡时代的重要特征是由中古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型。
我们今天所说的近代人类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现代性文明转型的历史。通过对这几百年来，世界文明所发生的变化加以总结，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越是先转型的国家，民族和地区，就越领先于世界，而后转型的国家、民族和地区，就处于落后的不利地位。既然由中古向现代文明的转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无论是哪个民族或国家，都无法逃避这一客观的历史进程。
从欧洲近代的文化发展来看，新轴心时代的文明的转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相应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思想文化运动，即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和后现代主义运动。分别代表新轴心文明转型的前现代酝酿期、现代确立期和后现代反思期。自从欧洲文艺复兴到今天，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都或主动或被动的，进行了现代性文明转型。只有一些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土著居民，还处于前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中。
对处于轴心时代中的每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他们不得不面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历史事实。19世纪中期以后，率先转型成功的欧美国家，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迅速的成为世界强国，并且开始对古老的东方亚洲国家进行侵略和殖民。面对这种情况，亚洲的日本率先进行被称为“明治维新”的文明转型，来对应由欧美列强所带来的威胁，并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超越中国和俄国，这两个曾经称雄欧亚的封建帝国，成为近代唯一与欧美相抗衡的亚洲国家。
中国的现代文明转型，不但较之日俄，甚至欧美诸国，都更加的困难和曲折。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历经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以及20世纪末的思想解放运动，才大体上完成了现代性文明转型的历史任务。但在之后的世纪之交，又不得不面对全球性的现代性危机问题。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军事以及综合国力来说，中国已经位于世界的前列，至少可以称为当今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而我们现在落后于西方的，最突出的是文化问题。
五、
从中国文化在公元后的两千年里，相当一段时间里，保持着一定的优势。尤其汉唐时代，处于亚洲甚至世界的领先地位。如果说在宋元时期，中国文化仍然由于历史的惯性，保持着相对稳定的领先地位，那么在明清时期，尤其是在明朝的万历年间之后，就开始逐渐落后于正在崛起的欧洲了。明末清初的中国，曾经出现出一闪而现的启蒙思想，但很快就被清王朝的文化专制所窒息。而同时期的欧洲，却正在酝酿着一场足以改变东西方文化格局的思想启蒙运动。
中华文明在汉唐的兴盛和明清的衰落，当然是多种原因共同促成的结果，但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多元开放和封闭保守，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化在近代的衰落，其根源正是明清时代对外的闭关锁国和对内的文化专制。而汉唐的兴盛，一方面是广泛吸纳和包容各种外来文化；另一方面，实行自由开放的文化政策，使各种思想具有充分的发展空间。
中国在汉武帝之后，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而确立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意识形态，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基础地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独尊儒术”，只是在国家政治指导思想方面实行一元化，而在文化发展上，仍然是自由多元的。也就是说，虽然在汉代以后，儒家文化成为了主流，但“九流十家”的文化格局，基本上被延续了下来。只是到了明清时期，文化专制主义的盛行，导致儒家思想的日益保守僵化，使其失去创造性。
中国文化之所以在汉唐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同时具备了几个重要的条件。
首先，是国家的统一、政权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和军事的强大。在经过春秋战国和南北朝数百年的国家分裂之后，汉唐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和自由开放的文化政策相辅相成。没有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文化发展就会失去方向，而没有自由开放的文化政策，就不会有各种思想流派的充分发展和创造性文化成果的出现。汉唐将儒家文化作为国家官方意识形态，但同时又提倡和支持各种思想流派的自由发展，并且包容各种外来的宗教信仰多元共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汉唐之前，都出现过几百年思想文化的大碰撞、大融合的时期，为文化的兴盛，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汉代文化大一统的出现，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思想的相互竞争和融合的产物，而唐代文化鼎盛局面的出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玄文化彼此交流和结合的结果。
六、
21世纪信息网络在中国的迅速普及，近百年西学东渐的积累，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增强，全球现代性文明危机的加剧，为中国的文化复兴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最佳条件。但是世纪初出现的所谓“国学热”，并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复兴，只不过是传统文化被当做文化快餐而被商业炒作而出现的虚假繁荣。而真正的中国文化复兴，并不是传统文化的“复辟”，而是再次“复兴”为汉唐盛世的世界领先地位。从根本上来说，是要使中国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度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因此，我们所说的复兴，因该是使中华文明像古代隋唐盛世一样，再度为亚洲乃至世界文明格局中，最有影响力和辐射力的文化。
而在今天，中华文明是否能超越在近代领先于东方的欧美诸国，关键既不在于全面复兴古代文化，也不在于全盘西化，而在于中国是否能像历史上的隋唐一样，在吸纳和包容印度佛教文明之后，使其中国化和民族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任何打着传统文化复兴招牌的“复兴”，都不足以使中国文化真正的复兴到古代的世界领先地位。而只有在一场全球爱国华人和世界进步人士共同参与的文学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大力推动下，使中国的文学艺术和思想文化，达到超越西方及世界各国的高超水平，并且使全球性的现代性文明危机得到解决，让中国文化再次影响世界，才是真正的复兴。
所以，无论是对待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民俗、文化，我们首先都要采取“重估一切价值的态度”，来鉴别和检验。如果确实属于对当今中国和世界文明健康发展有益的思想文化，我们就加以接受和大力宣传，而那些打着传统文化旗号或西方先进理论标签，实则为封建糟粕和殖民文化的“国学”或“西学”，我们就应该采取坚决的抵制和批判态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民族在21世纪的文化复兴。而这种文化复兴，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也是对新世纪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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