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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阿拉伯数字，一般人认为只是几个普通阿拉伯数字而已，并没什么特殊含义。

然而，对于从秦城出来的人，一看便知这几个平常数字背后的非同平常。

对，它是一个人物的代号。从数字中可以判断出这个人1971年就入住秦城，因为代号的前两位数字为“71”，这是入住秦城人员编号的统编方法，哪年进去，就用哪年年号作为编号开头的前两位。

这位老者虽早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享受”秦城监狱待遇，但他的级别丝毫不逊色于他们。他曾经权倾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排名于毛泽东、林彪之后、周恩来之前，位居第三，成为共和国的“三把手”。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他又担任组长，领导东方大国“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位高权重，红极一时。

他，就是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起至七十年代初，曾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长达31年之久、具有“一支笔”之称的陈伯达。

陈伯达，原名，陈建相，1904年10月生于福建惠安，1989年9月20日心肌梗塞卒死于北京。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标题原本应为《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经陈伯达的匠心独运，大笔一挥，将标题改为当时在全国各行各业耳熟能详且骇人听闻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在内容中加了许多诸如“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极度刺激眼球和脑洞大开的重磅全新名词，用于吓唬当时已略为“微神经”进行“文革”的人们。

按说，用于引导全国“文革”发展方向和态势这么重要的《人民日报》社论，理应经过毛泽东审定后才能发表。然而，这篇社论却未经毛泽东审查就直接发表了。

这个标题后来不仅成为贯穿“文革”始终的标志性口号和引导人们做出种种非理性行为的理由，而且对“文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波助澜作用。

自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题的社论发表以后，整个全中国开始疯了起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父子反目、夫妻操戈、随意“打、砸、抢、抄、抓”甚至械斗等种种疯狂行为在祖国的大江南北蔓延开来……

要说陈伯达被誉为“一支笔”，倒也有点儿实至名归的味道。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还是无名小卒的他就在当时颇负盛名的《现代评论》杂志紧挨鼎鼎大名的红学家俞平伯文章旁边，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小说《寒天》，那时他才刚满20岁。

30年代末期，他的《墨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孟子的哲学思想》等文送毛泽东指正，曾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毛泽东曾三次回信对陈伯达给予较高评价，并附具体修改意见。

也正是此时陈伯达的几篇“墨孔孟哲学思想”的系列文章，引起了毛泽东对他的关注，奠定了他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为其后不久被选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打下了坚实基础。

抗战时期，他根据毛泽东指示，分别对抗战中的军事、政治、教育和经济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写出了《抗战中的军事》、《抗战中的政治》、《抗战中的教育》和《抗战中的经济》等系列论文。提供给当时中共核心层做相关决策时参考。

国共论战时期，他写出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重要文章，特别是他的《评<中国之命运>》一时洛阳纸贵，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使他名声大振。此文也被后人评价为是他一生中写得最好的文章。

建国后，他又写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参与起草了《共同纲领》（即临时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即“五四宪法”）、第一个《五年计划刚要》，还根据毛泽东的多次讲话整理出了《论十大关系》等重要文章和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以及社教“二十三条”等。

由于他的这些重要的笔耕战果，共和国首任总理周恩来同志曾赞扬他是“我们党的最好的理论家”。

即使在陈伯达服刑期间，他也没有放下自己舞弄一生的那支笔。

1981年8月，陈伯达获得生活优待并保外就医。根据中央安排，让他做些研究工作。此时的他更是笔耕不辍，晚年的他先后写出了《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关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农业合作化的若干材料》、《“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秘密战》、《黑格尔反对绝对……》等等文章。

这些研究成果，大多都通过内部渠道，送给中央领导作决策时参考用了。

不仅如此，更搞笑和令人惊讶的是，服刑中的陈伯达尚在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所写的《求知难》以“纪训”为笔名，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历程后，在1982年第10期《读书》杂志上公开发表了。

须知《读书》杂志是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品味很高的知识界杂志，在知识界享有颇高声誉，而一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服刑人员的作品在该杂志发表，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个奇迹，甚至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也恐无先例。

为了照顾陈伯达晚年的生活起居，组织上将在石家庄工作的陈之长子陈晓农调回北京。

陈晓农充分利用照顾晚年父亲的机会，有意识的引导父亲陈伯达指向性回忆。他根据回忆谈话记录，整理出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2005年港版）一书，对陈伯达一生亲历的许多历史事件作了客观的回顾和描述，但对秦城监狱那段岁月的日常版生活常态着墨不多。

我见到过一些媒体报道关于陈伯达在秦城监狱情况的文字，有的甚至说是采访过老何。

所谓老何，就是某些媒体称之为秦城监狱管理处处长的何殿奎。

我们公安部武装警察干部大队在看守秦城监狱时他是204监区负责人，当时我们都称呼他“老何”。看押对象有什么事报告了，我们是不负责处理的，都是叫他来处理。

一些媒体报道说是老何提供的情况或资料，说陈伯达是整个监狱最难管的人。为了引起上面注意，他假装腿不能走路了爬着上厕所、甚至撞墙寻死等。

对于这些，可能真实，也可能讹传，或者不排除有些哗弄取宠的成分，但我无亲历和耳闻目睹，不敢附和，更不敢轻言肯定或否定，我只能就我亲见的陈伯达的狱中点滴，作些回忆，与朋友们分享。

第一次见到陈伯达，给我的印象是邋遢甚至有点猥琐。

之所以有这样不堪的初步印象，可能基于以下状态所折射的判断。

他一个人住一层楼，在204监区二楼南面走廊尽头的一间监舍里，约20余平米，看押哨别为专哨看护（即一个哨兵专看守他一人）。他的每时每刻一举一动均须记录在看守记录案内，作为当局分析他的思想动态之用。

房内布置有有限广播和当天的《人民日报》，他在监狱可以听广播看报纸看书等。

室内有一张全监狱都同一款式的低矮的单人小木板床，床上靠墙一边堆放着一些书，全是那种很厚本头的马恩列斯毛等伟人的著作。一个略高于床的长方形小桌（204监区只有他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监室有，其他人犯监室没有），室内有卫生间。

当我第一眼见到他时，他戴着老花镜正半斜仰卧地躺在那张低矮的床上看书，左腿放在地上，右腿弯曲置于床上，上身和头、脖子佝偻弯曲，后头靠在墙上，头戴一顶已经看不出具体颜色的深色帽，上面好像还有一层浮灰，身上穿一身统一的监狱服----无棱无角的黑色棉衣和大裆粗腿棉裤，床边放一根拐棍（监狱内“享受”拄拐杖“待遇”的我们看守的整个204监区只有他一人）。

他个头不高，精瘦，长脸尖下巴，眼睛略陷，头上的帽子基本不脱，连睡觉也戴着。

站起时，身体已然站立不直了，有点弯腰驼背，上身有点含胸佝偻。走起路来更是不太利索，步幅很小，速度也较慢，拄着拐杖，一步一拐，很是蹒跚。讲话声音很小，且口音生涩，地方味很浓，难以听懂。

他每天早上六点左右就起床了，坐在床上做些头、眼、脸、手保健操，然后在室内漫步，算是他的晨练。

日常绝大多数时间是看书，伴有室内漫步，有时写点交代材料。

他的记忆好像很棒，这一点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尤其是对马、恩、列、斯、毛等伟人的著作和某些名著记得很多很熟很深，说话中偶尔引用的原话，不仅一字不差，甚至能准确地说到出自谁的书多少页面上，有时甚至精确到多少行。

陈伯达监狱里的生活，在我国当时那种条件下，那是很不错的，比我们看守好得多。

每顿饭由老何用保温饭盒专送（黄吴李邱陈那时的生活比其他人犯好，是专灶，每顿都是专灶做好后送进“二门”，送饭者不得进入监区，然后由老何将饭盒接手，进入监区按饭盒上的编号分别送到黄吴李邱陈手里，其他人犯的是大锅饭由监管员用室内小推车逐监舍分送），早上有稀饭、馒头、花卷或各种包子轮流，中午晚上米饭两菜一汤，荤素搭配，偶尔还有水饺，节日有牙祭，饭后还有一个水果，或者苹果、梨或者香蕉等，每周好像不重样……

病了，马上带去看医生，每天用药有卫生员定时按次按量送到手中，且监督服下。每周五下午换书。衣服被子等定时换洗。他每天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按时起床，按时锻炼，按时放风……，生活很有规律。

我们看守陈伯达在他监室外的内走廊进行。

走廊里放有一张小桌，桌上有看守记录本和笔，用于看守记录他每时每刻的活动情况，如“该犯9:15时小便一次，尔后散步……”等。

有一次，我们公安部武装警察干部大队参谋长在大会上批评说有的人在看守记录本上把字写的过大，很浪费纸张，那其中就有我一个。因为当时我正在跟我的老乡加战友二中队三小队副李锡富学写钢笔草体书法（李的草书很规范，写的很好），我把看守记录本当练习硬笔书法的载体了，至今回忆起来还感到非常抱歉。不过，自参谋长强调后，我就再也没那样作了。

我们和看守对象隔着一道厚厚的木门，人犯在室内，我们在室外，木门外边的铁杠栓只插不锁，便于随时有事开关，木门上下部分的正中央有一块约15--20CM见方的活动小风门，没有设置锁具机关，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开关，上半部分的小风门上镶嵌有一个猫眼，卫生间也有一个直径约10CM的玻璃圆孔，都是用于观察看守对象在监室内或洗手间的活动情况。

人犯若有什么事需要报告，看守或监管员只需打开小风门就可以与之面对面对话并加以解决，不必打开整个木门。人犯写交代材料所需的纸笔或者写好的材料有时也从这个小风门传递；木门下半部分的活动小风门，主要用于送饭、换书、衣服等，卫生员送药是要打开整个木门送到人犯手中，并站那监督他服下后再关门离开，再送下一个人的药。

他有时敲敲监室的门，表示有什么话要说或者有什么事，我们看守就打开小风门询问情况，对他提出的要求，我们就叫老何或者其他监管员来处理。我们看守人员一般是不会随意打开小风门的，更不准主动与他随意交流。

但有时他执意坚持的事情，我们也能现场做到，且并不违反相关规定的，我们就现场解决，不过，这样的事情很少。

那是1978年8月，当时的中国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三国刚刚回国，这是我国领袖首次访问东欧国家。

那天中午我值班，他敲门表示有话要说，我打开小风门，他用他那较浓郁的福建口音说到：“急过（这个）偶（我）说三句话，你记下来，第一，热烈祝贺英明领袖华主席访问东欧三国圆满成功；第二，热烈欢迎英明领袖华主席访问东欧三国胜利归来；第三，我向全军指战员八一节问好”。

由于他的口音原因，我费了好长时间才搞懂意思，并按他的原话记录到看守记录里。

当时我想，听他这说话的口气，并没把自己当做住进秦城监狱的人犯，仍把自己当做是当年政治局常委的共和国“第三把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