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的假期，读陶行知，仿佛成了唯一的牵挂。
既然不能够“行至远方”看世外风景，不如将目光投向书本，寻访追慕的先贤，展开历史的想象。
前次翻阅《中国教育改造》后，因先“近其行”，“同其想”，继而萌生“亲其人”的想法，于陶行知传记，已经翻阅二种：一出自周洪宇，再出自储朝晖。
也许因为传记作者为教育理论学者之缘故，除史实罗列铺陈之可取外，笔法、文采、行文均乏善可陈。有些篇章的阅读感受，甚至味同嚼蜡。
有道是：文章千古事，还是作家强。
“知行合一”
同事蒋老师帮忙找来这本《最后的圣人：陶行知》。
作者王一心，同样也是研究教育，且供职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但他又有作家之衔，据书本中作者的简介，以研究张爱玲、林语堂和梁实秋等民国文人的生平见长。
果然是跨界的文字高手，本传记文字流畅，叙事清晰，并且在体例上大胆地采取倒叙的手法，从陶行知的“做一大事去”，回溯到“为一大事来”，让人读来耳目一新，且毫无隔膜和“断章”之感。
陶行知阅读，常有如此的感觉：我好似一个偶然光顾历史空间的参观者，于一间破旧的老宅里，寻得一件跌落地面的相框，其表面之上，落满了不同年份的尘埃，也是不经意中的捡起来，轻轻擦拭，小心摆正，反复端详，呈现在眼前的，却依然是一尊温暖而生动的雕像，如故，亦如新。
陶行知，仿佛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
他就一直就在那里，凝望着这片他深深热爱的大地，凝视着南来北往的教育人，注视着教育的发生，思索着文明的演进。
不要说“世间已无陶行知？”
斯人已逝，灵魂永存。
王一心说，“陶行知就像一个出远门的家人，在沧海桑田之后，回来了。”
从他离世的那一年算起，至今也不过七十余载。正在把世界搞出很大动静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就是生于陶先生去世的那一年。
哪怕说说到他的出生之年，1891年，距今也不过百余年。如果用五千年文明长河的尺度来衡量文化的传承使命，这个时长不过千年一瞬，三代而已。
王一心所著传记开头，即把陶行知和武训，一前一后巧妙地关联在了一起。
《最后的圣人：陶行知》封面
武训（1838—1896年），山东冠县人，原名武七，“训”乃清廷为嘉奖他办学义举所赐，寓“垂训于世”之意。七岁丧父，生活贫困，21岁起行乞，共38年，一生兴办义学三所。
武训用乞讨所获来办学，空前绝后，方式很特别，下跪、磕头、翻跟头和被踹，都有价码。他对义学师生的办法而很特别，老师不好好教，学生不好好学，他就跪着不起来，直到对方答应为止。
武训，被称为“千古奇丐”。
武训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国即将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山雨欲来之际。
他，生于乱世，其“乱”不止于接续自中国继往，还裹挟着“西风”东来的文化和灵魂的阵痛。
武训离世之时，中国酝酿着从庙堂之上到乡野之间的大变动，戊戌变法在即，义和拳变萌生，北洋水师已覆，有志之士慨叹天涯何处是神州。
或许正是教育的严重滞后和东西文明的极不相容。武训出生之地和办学所在的山东，既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发源地，又是教会势力渗透的重点地区。
武训之事业未尽，义和团兴亡也忽，当20世纪来临之时，武训不再，义和团覆灭，联军来华，新学兴起。
《武训传》电影剧照，建国后此电影揭开思想文化第一案，继武训批倒之后，陶行知三次被拉下圣坛
当武训离世之时，陶行知五岁。
同是晚清中人，已是隔代相望。
与那一时代许多有机会走到外面世界的年轻人一样，陶行知的出走和归来，注定身负起家国的使命。
这也是武训的使命，虽然二人的人生经历几乎毫无重合之处。
但这样的接续使命之不停歇，也正是说明中华之危机所在，也同时说明中华文明精神之所在。
正如陶行知逝世后，其后生学子在灵堂前与阴阳两隔的陶行知合影时横幅上所写：
“吞声忍痛，前仆后继。”
陶行知在办学和教育事业的行进之中，对武训多有提及。
他总结武训办学的精神为“三无四有”：无钱，无靠山，无学校教育；有合于大众需要的宏愿，有合于自己能力的办法，有公私分明的廉洁，有尽其在我坚持到底的决心。
后人说，除了“无学校教育”这一条，其他的“无”和“有”，作为海归博士、著名教授陶行知，与乞丐武训办学的经历，竟然完全相似。
这一点，通过抗战艰难时期陶行知在重庆举办育才学校的经历，就可以证明。
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被政府两度查封。抗战爆发的前后，他被救国会委任为国民外交使节，出国周游宣传中国抗战两年。回到中国，已经是战争即将步入胶着或说是相持的1938年，国民政府已经退守大西南和大西北，重庆已是陪都。
即使是山河破碎的岁月，陶行知所到之处，也都从来没有忘记办学，哪怕在出国宣传抗战期间，从香港出发和返回的路途之中。
在重庆北碚，以古圣寺为中心，陶行知想千方，设百计，终于在1939年创办起一所精英学校，名曰育才学校，他们把一些适合教育的儿童、既稍有天资和特长之儿童招入学校，加以培育。因此，育才学校，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今天我们到处所见的学历制、全日制学校，而是特殊历史时期培育中华英才的专门学校。
王一心写道，“有志做大事的往往有两种人，一种人只愿做大事，不屑做小事，因为觉得做小事意义不大，价值不高，功绩不显，而往往又费时耗力，另一种人则将做小事与做大事的重要性等同视之，甚至将愿否做小事视为能否做成大事的前提与必要条件；不仅将能否做小事看做其能力的证明，同时将愿否做小事看做其德性的反映。陶行知是后一种人。”
陶行知创办育才是在一种非常特殊和困难的环境下进行的，他的身上有两个口袋，一个口袋装学校的公款，一个口袋装自己的钱。学校的办学经费，师生的衣食住行，校舍物品，都是募捐得来。学校运行中的所有招待，都是自费承担。
1939年7月20日，陶行知等与首批四十名学生举行了开学典礼。至陶行知逝世，重庆育才学校共培育460余名学子。
从1939年到1946年，其中主要是抗战的岁月，重庆育才学校的经费也从来没有宽松达，师生们对陶行知总体的印象就包括了他不断地提醒大家节约，时不时地提前打招呼和遣散教职工，有时为了节约开支和减少教工而动员学生自己劳动。
陶行知使用过的印章
王一心的在书中，记载了这样几个小故事。
1941年7月9日借育才学校两周年之机，陶行知广泛募捐，与陶行知同门就读金陵二校的校长，自然在列。
“金陵女子大学的吴贻芳来信，把育才捐簿退回。记得晓庄封闭时，有冒充我之者谎称我死，她捐五十元作棺材费。”吴贻芳是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也是参议员，却不肯假以援手。陶行知不免失望，在日记里反诘，“一个死的陶行知比一百五十个活的难童还要紧吗？”
同时，陶行知写信并寄捐册给金陵大学的校长陈裕光，当时此二校也均在成都的华西坝，借驻华西协和大学来办学。
陈校长以学校名义捐五十元，却非常客气地回了一封信：
“展读来函，敬悉吾兄主持育才学校，俾十五省流亡之儿童，咸仰因材施教之功，蔚为国家有用之人，仰企贤劳，钦佩无暨！至嘱捐助一层，自应勉效绵薄，所以久稽裁答者，半年以来，募款甚感不易，而母校同仁入不敷出，经济又迥不如前，弟经吾兄举办事件，至属重要，又不能不勉力匡持，特由母校捐法币五十元，聊供太仓一粟之助，惟未能圆满办到，深自抱愧，尚希鉴原为幸！附上汇票一纸，并奉还捐册一本，统祈察收。”
陈裕光与陶行知同为汇文书院、金陵大学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如此同窗情谊，所捐也不过区区，学校教职员工则分文未出。
陶行知依然回信致谢，随信备送“育才之友”纪念奖，并承诺勒石纪念。
1941年10月21日，陶行知去向孔祥熙当面募捐，过程极富戏剧性。
孔祥熙寒暄一句：“好久不见了。”
陶行知开门见山：“敝校二周年，承你捐三千，谢谢您。小朋友作品三册请您指教，米又涨了，怕小孩子们营养不够，请你再捐一万。”
孔祥熙颔首：“我再捐一点。”
陶行知立刻上前：“这是捐薄请您写。”
孔祥熙写下：“孔祥熙五千元，”并说，“叫我的秘书付。”
陶行知功成告退，在门口遇见陈延祚，他把捐薄拿给陈看。陈说，我代你领，后天有。陶行知欢天喜地地出了门，“这是最快的募捐，一分钟便完成了一切。”
那一刻，他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王一心写道，“陶行知在困难面前，总表现出无比的藐视，表现出极度的乐观，使得年轻的学子们误以为任何困难对于陶行知都算不了什么，都不在话下，都能迎刃而解，从而忽略了困难的险恶，忽略了长期处于极度困难下的陶行知，内心真正的感受，胡守愚曾说，陶行知身心交瘁的程度，并非普通人能想象的。”
陶行知从来不大注意自己的身份和形象，与农夫、师生和路人打交道，都是如此，随处可以与众人“打成一片”，极度乐观。
今天，不仅仅在重庆，以“育才”命名的学校四处可见，大多校舍宽阔，皆是名校身份
育才学校坐落于北碚乡下，属于草街子镇。从重庆到育才学校，北温泉是必经之路。北温泉是风景区，河对面是煤矿区。
当年， 一个退伍军人在此开了一家饭馆，经常看到一个男子走来走去，身上穿的是一件破旧大衣，手里公文包是用铁丝做的提绊，起初他认为这个风一样穿行的男子是做煤炭生意的老板。
后来才知道，这就是鼎鼎大名的陶行知。
育才学校的学生，都是经过挑选的各方面有一定天资的少年，也有各方推荐的特殊背景的少年，例如烈士后代李鹏。
李鹏是李硕勋之子，李硕勋曾参加南昌起义，为25师师长。南昌起义撤退后，南下潮汕，流亡香港。后被派往海南从事地下活动，因其四川口音，到达后立即被发现，抓捕后于当地割首示众。其时，李鹏三岁余。李鹏母亲赵君陶，舅为赵世炎。赵世炎为新民学会重要人物，又与周恩来同赴法国勤工俭学，同行者也有邓小平等。失去父爱的李鹏，此后的生活和就读，周恩来夫妇多有关照，也似有托孤之义。他于重庆育才的就读，也是周恩来夫妇出面亲自安排。
陶行知在百忙之中，也亲自教育学生，处理学生的错误或纠纷。而他的方法也总是既合教育之道，又颇独特有趣。比如打架的学生，他分析是力气过剩的缘故，就想要以打架测验力气之剩余，来划定学生的劳动量。学校日常的买米、用煤、需要人力挑运，陶行知即主张“先打人者每一次加两倍挑”，对顽皮的学生既是惩戒，又可使他们多余的力气有正当的消耗渠道。
王一心的书中，原原本本地记载着下面这个久为流传的故事，摘录下来：
育才社会组有一个叫王友的学生，入育才前在保育院就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孩子王。有一次陶行知看见他用土块砸同学，当即制止了他，并叫他放学后到校长室来。
放学后，陶行知从外面回来，看见王友已在校长室门口等他，便叫他进校长室。陶行知从口供里掏出一块糖来给他，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按时来了，而我却迟到了。”王友迟疑地接过糖，陶行知又掏出一块糖来递给他：“这块糖也是奖励你的，我不让你砸同学，你立即住手了，说明你很尊重我。”王友愈发不安起来。陶行知就像变戏法似地又掏出一块糖来说：“我已经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位同学，是因为他不守游戏规则，欺负女生。你砸他，说明你富有同情心、有正义感，应该奖励你啊。”话音刚落，王友竟“哇”地一声哭起来，道：“陶校长，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能对他采取这种方式。”陶行知听到这话，不禁笑了，随即又掏出第四块糖来递给他道：“为你能正确认识错误，再奖你一块。现在我的糖已完了，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治学在行知，救国在育才。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今又重修武训墓，被冠以武七在世想都不敢想的“先生”称谓
王一心在书中这样评价：“当一个人拼命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的时候，他就能安于简陋的物质生活，当他为众人的生活费尽心思的时候，也就无暇顾及自己的利益了。”
[注]《最后的圣人：陶行知》，王一心，团结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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