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与幸福的本质【上】
然而，正当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迅速发展的时候，正当年轻人聚集在他周围向他讨教知识、接受教诲的时候，他的心思却越来越多地从科学的细节转向关于行为和性格的更广泛也更模糊的问题上去了。
他愈发清醒地意识到，在种种有关物理世界的问题之上，一直存在一个问题中的问题什么是生命的最好形式?-——生命至善是什么?——-什么是美德?--——我们如何得到幸福和满足?
他的伦理学实在是简单。他的科学训练使他无法运用超人式的理想和空洞却尽善尽美的引导来进行说教。
桑塔亚纳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性的概念本身已经足够充分，每份理想都有一个自然的基础，而自然中的每一个物体都有它自身理想的发展轨道。”
亚里士多德一开始便坦率地承认，生命的目标不是为了善而善，而是为了寻求幸福。“因为我们只有在选择幸福时才会不再计较其他，为了幸福而幸福，而我们选择荣誉、快乐、智慧……是因为我们相信，通过它们我们可以获得幸福。”
不过他也意识到，将幸福称为至高的善其实是不言自明的;真正需要的是对幸福的本质以及如何实现幸福给出一个更加清晰的阐述。
对此，他希望能够通过讨论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来寻求答案:他的假设是，如果人能够完全满足这一特殊品质，那么他就能感到幸福。
人出类拔萃的才智是他的思维能力，正是依靠这一能力，人才超越了其他物种并统治了它们;这一能力的增长为他带来至高无上的权威，因而，我们可以假设，思维能力的发展也能使他满足和获得幸福。
因此，除了某些生理上的先决条件以外，幸福的主要条件便是理性的生命-——专属于人的荣誉和力量。
美德，或者不如说是卓越,依靠的是清晰的判断、自我的控制、平衡的欲望和手段的巧妙，它既不是头脑简单之人的品质，也非单纯愿望的结果，而是充分发展了的人凭经验获得的成就。
然而，有这样一条道路能通向它，一个通向优越的指导手册，它能够避免许多迂回和耽搁:这就是中间的道路,即中庸之道。
品格可以分为三类，每一类的第一等和最后一等都是极端和邪恶，而中间一类则是美德或优越性。
因此，介于懦弱和鲁莽之间的是勇敢:介于吝啬和浪费之间的是慷慨:介于懒惰和贪婪之间的是进取，介于自卑和骄傲之间的是谦虚:介于秘密与多嘴之间的是诚实，介于乖戾与滑稽之间的是幽默;介于争吵与谄媚之间的是友谊-——介于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与堂·吉诃德的鲁莽冲动之间的便是自我控制。
伦理学或行为意义上的“正确”因而与数学或工程学上的“正确”没有什么不同:它意味着恰当、合适，用最有效的方式取得最理想的结果。
然而，中庸之道并非数学上的中项，不是两个可精确计算极值的平均数:它随着每个情景中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只对成熟和懂得变更的理性展露自身。
而优越性是一门经由训练和习惯塑造而得的艺术:我们不因具备美德或优越性而举止得体，相反，我们拥有这些品质是因为我们举止得体,“这些美德的形成是因为人采取了这些行动”,我们就是我们反复行动所展示出来的人。
因此，优越性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一个习惯:“人之善是灵魂在充实人生、实现卓越过程中的工作……正如并非一只燕子或一个晴天就意味着春天一样，昙花一现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似的行动并不能使人得到祝福或感到幸福。”
青年人容易走极端:“年轻时犯错误总是由于超过限度或过分夸张了。”青年(和许多青年的长辈)面临的巨大困难是如何从一个极端中走出而不陷入另一个极端。因为经过“矫枉过正”或别的一些原因，一个极端极容易发展成另一个极端:虚伪总是怨言太多,而谦卑又总是周旋在自负的边缘。
那些意识到自己走了极端的人往往认为美德不是中庸之道，而是另一个极端。
有时这也是有益处的:因为假若我们意识到犯了走极端的错误,那么“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朝另一端发展，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中间的位置……就像人们扳直弯曲的木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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