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远古之世,民神杂糅,天人之间的来往并非什么异事,后来到了颛顼时代,颛顼让手下的重、黎二人隔绝了天地之间的通道,从此天地相分、人神不扰。
而至于为什么这么做,后人也很疑惑。
在《国语》中,楚昭王就有此一问: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寔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
观射父回答了很长一段话,大意是说,古时民风淳朴、神风浩正,人神和谐相处,所谓“ 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
可惜到了少皞时代,南方九黎乱德,不敬天神,乱象丛生。直到颛顼在位,乃命重黎,绝地天通,正是所谓的“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关于掌管天的南正重,与掌管地的火正黎,众说纷纭。有说重和黎本是一人,又有说重也曾担任火正之职。种种说法,未有定论,但有一点是相同的:
火神祝融。
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
祝融,楚人的精神领袖,公认的先祖。对于先祖绝地天通这一件事,昭王大惑不解,故而由此一问。
观射父絮絮叨叨回答了一大通,最后指出事到如今我们只需要做好祭祀就行了。而祭祀的时间,也是玄妙,是那“日月会于龙狵, 土气含收, 天明昌作, 百嘉备舍, 群神频行。”之时。
龙狵,东方苍龙之一,亦即龙尾星。
后世学者对比各项文献,最终确定观射父所言,应是龙尾伏辰之时——农历九月十日前后。
由此可见,在昭王之后,至少在楚国,每年九月十日登高祭祀祝融是非常普遍的,也无怪乎屈原有“集重阳入帝宫兮.....祝融戒而还衡兮”的美好想象。
与楚人对祝融的崇拜相同,其它地域的人们也极其崇拜火和火神。我在写“荧惑守心”的时候曾经介绍过心宿二星,在古人看来,心宿二就是火神的标志,又被称作大火。
《夏小正》中曾记载“九月内火”,意思是九月火星将从星空中隐匿,这代表着冬季即将来临。
冬季对于先民来说,是死神一般的存在,因此火星的隐匿就意味着生命的消亡。
在古人看来,天下万物皆分阴阳,就连数字也是如此——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九为奇数之极,九月九日便是极阳之日。盛极必衰,重九之后便是颓势,于是古人又有“阳九之厄”一说。
而正因为对死亡的畏惧,才有了对长生的渴求,九月九日,也就有了登高逃避死亡的美好祝愿在。
因此,先民们常在九月举行祭祀火神的仪式,来祈求保佑。再加上九月是一年丰收的季节,因此丰年庆典与祭祀也常安排在九月。
《礼记月令》中就曾有“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的记载,《吕氏春秋》中也言“乃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谷之要,藏帝藉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
各种习俗最终相与为一,成了后世的重阳节。我们应当看到,节日的演变往往都是漫长、复杂的,来源往往也并非单一。
到了西汉,重阳节一改先秦之时祭祀的功用,越趋于娱乐与世俗,奠定了辟邪、延年的文化内涵。
到了晋代,重阳节更是法定节日之一,这一点文武百官聚在一起尽兴玩耍,也有了“孟嘉落帽”这等风流潇洒的典故。
《世说新语》中记载,庾亮过世之后,桓温继任江州刺史。又是一年重阳日,桓温带着文武百官登高游览,并在龙山之上设宴欢饮。当时气清风却不和,竟将孟嘉的帽子吹走,可孟嘉沉迷良辰美景,却是毫不自知。
桓温玩心大起,示意大家不要告诉孟嘉,但见孟嘉依旧痛饮酒,与他人谈笑风生。中间孟嘉离席,桓温命人将帽子放到孟嘉的桌子上,并留下小纸条调笑。
孟嘉回来,看到桌上的帽子,方知自己失礼。但孟嘉面色不改,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自自然然的将帽子戴上。孟嘉再看了那调笑的字句,命左右拿来纸笔,奋笔疾书,写下一篇文采斐然、诙谐有趣的答词来解释自己落帽之失,满座宾客为之倾倒。
孟嘉落帽的从容潇洒,后世仰慕不已,诗词当中经常提及,诸如李白的“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杜甫的“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辛弃疾的“谁与老兵共一笑,落帽参军华发",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单是孟嘉落帽的诗词已是耳熟能详,与重阳有关的诗词更是俯拾皆是,像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种千古绝唱,孩童也能朗声背诵,“每逢佳节倍思亲”这种佳句更不知勾起过多少人的共鸣,幼时不明白其中的情感,长大了后,佳节多是客中过,才理解了其中的那份思念情意。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
《西京杂记》中有云:
“九月九日佩带茱萸,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自古相传,莫知其由。”
登高、佩茱萸、饮菊酒的风俗千年未更。
登高、佩茱萸、饮菊酒这些习俗对于今日来说操作性可能不高,但一份对亲友的祝愿也算容易,最难的是独在异乡、与家人分离的那份羁旅之情的排解。
但节日嘛,就要开开心心的过。
顺便多提一句,不用理会那些嘲笑你“端午快乐不对,端午安康才对”的人,中国的传统节日,往源头上追溯,绝大多数都是用来辟邪祭祀的,再说了,人就要快快乐乐的,碍着你啦?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