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我从上海化工学院(今天的华东理工大学)毕业后留校，报到后学校通知我到五七干校劳动半年。五七干校这个名词，现在的年轻人兴许没有听说过，但在上个世纪70年代，那可是风靡全国的新生事物。那时为了响应伟大号召，每个大学或文教单位都有自己的干校，化工的干校在上海郊区奉贤。当时一起去干校的有我们学校三个应届毕业生，他们分别是石化专业的正山，感光专业的国章和煤化工专业的我。
农村条件比在城里要艰苦，好在上大学前，我在农村劳动过三年，这点苦对我不算什么。我们到干校的时候正好是盛夏，白天出一身汗，身上黏糊糊的，晚上也没有澡洗，只能用毛巾擦擦身，刚开始不习惯，慢慢也适应了。最烦人的是蚊子，晚上睡觉用蚊帐，有时不小心让蚊子进来了，身上被咬了几个包，奇痒无比，一晚上就睡不踏实了。
关于干校，当时流行一句话，干校干校就是干活的学校。我们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干农活，比如除草和割稻子。但干校有一个好处就是清静，不用再参加学校里那些让人烦心的政治运动。说实话，干校的劳动强度并不大，每个人能干多少就算多少，没有强制规定。不像我们以前插队落户，因为要挣工分，你就不能比别人少干。有一次领导安排我们三个人去挖麦田和油菜田的排水沟，见我们挖得又平又直，大为赞赏，以后所有挖排水沟的活都交给我们了。我比较发怵的农活是挑稻子，肩上挑了五六十斤的担子，两条腿走起来就不听使唤了。正章老是和我开玩笑，说我挑担走路的样子像弹琵琶。我尤其害怕挑稻子过独木桥，每次过桥都是心惊肉跳的，生怕走不好摔到河里去。我们那一届干校的负责人是孙丕恩，他是学校总务处的处长，是个老干部。那时他也有五十来岁了，挑一百多斤稻子还能健步如飞，我们都打心眼里佩服他。
记得有一次领导安排我们去割草，我们三个年轻人被认为是壮劳力，所以给我们搭配了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是个将门之女，在干校也是大名鼎鼎的。恕我这里姑隐其名，不妨称呼她小萍吧。她父亲是上海警备区的领导。她中学毕业后，本来想去部队。据说她父亲怕她去部队给他丢人现眼，于是通过关系把她安排到我们学校。当时社会上把这批中学毕业生叫做小青工。小萍平时总瞪着两个大眼睛，国章开玩笑地叫她“牛眼睛”。她歌唱得很好听，国章说她唱歌只能听不能看，村里的孩子看到她这副尊容，恐怕会吓哭。估计是家里条件实在太好，养尊处优惯了，小萍不会干活在干校是出了名的。那天一个上午的时间，我们三个人割的草，摞起来有一大堆了。小萍割的草，手一把就能攥起来。就割了这么一点草，居然还把手割破了。好在我们也不指望她能干多少活。我们把割的草放在一辆推车上面，堆得高高的，我们想这样推回去也可以向领导交差了。没想到我们一不留神，小萍居然爬到草堆上，使劲往下踩，把我们原来堆得高高的草踩得低了很多，我们三个人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这个丫头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在干校时我们自己种菜，养鸡养猪，伙食比学校里好。干校有一条小河，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把河水抽干了，国章告诉我这叫拷浜。只见河底有好多鱼，活蹦乱跳的，领导让我们下去抓鱼，中午给食堂改善伙食。第一次抓鱼才知道这活不好干，刚抓住它就滑掉了，我们几个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河底的鱼抓起来放到盆里。在干校晚上没事干，正山和国章两个人住一间屋子，我们三个常常偷偷买些酒和罐头，晚上躲在正山和国章的房间里边吃边喝，天南海北地侃大山，常常聊得很晚。尽管在干校劳动很辛苦，但我们三个人日子过得还是挺开心的。由于正山和国章他们俩的房间是独立的，其他人并不知道我们喝酒的事。第二天遇到孙丕恩，他常常朝我们挤挤眼睛，会意地一笑，可见我们的事瞒不过他。他对我们三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总是网开一面，从来也没有为难过我们。
和我住一个房间的有一个名叫丁得天的实验员，那时大约三四十岁。据说他家是上海有名的大资本家。他住的宿舍是上下铺，他睡在上铺。晚上起夜时，他懒得下床，就用一个瓶接小便。一次有人偷偷把他的瓶藏起来，害得他到处找，搞得尽人皆知。他这个人手脚很细，偏偏肚子很大。他挖泥的时候手里没劲，就用肚子顶着铁铲挖。大家和他开玩笑，都叫他“丁肚皮”。可能是文革时被整怕了，他这个人胆子特别小。平时人家和他开玩笑，他也不敢争辩，只是嘴里嘟嘟囔囔地，谁也不知道他说些什么。
在干校的日子里，最开心的事莫过于半夜被叫醒，我们知道这是要看电影了。于是每个人拿着个小板凳排着队到打谷场上去，那里银幕布已经拉上了。看什么电影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之所以深更半夜突然通知去看电影，主要是不想让周围的农民知道。他们要是蜂拥而来的话，我们看电影就没有地方了。我们都属于上海文教五七干校，一起看电影的还有文教系统其他单位的，其中有上海电影制片厂。那时的夜空满天繁星，借着月光，大家都朝着电影厂的方向指指点点，努力辨认着自己熟悉的电影明星的身影。我记得看到过陈述，还有人说看到过白杨。我们看到“地道战”中扮演山田队长的王孝忠出现后，都兴奋地学着他在电影里的腔调用日语叫起“索嘎，索嘎”，那时的我们调皮又快乐。
我们在干校一共待了六个月，将近结束时每个人都要写一个小结。干校分为几个小组，我们这个小组有十几个人。组长是夏承贵，他是学校党委组织部部长。我和他相识有很多年了，我下乡的时候，他作为上海市知青慰问团的成员，在我们下乡的公社里待过很长时间，和我们知青关系很好。他是个老干部，安徽人，说话一口浓重的安徽口音。国章老爱在背后学他说话，学得惟妙惟肖，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老夏倒也不在意。一次老夏召集我们开会，讨论个人小结的事。他关心地问小萍写得怎么样了？小萍拿出自己写的提纲给老夏看，问老夏，“这样可以吗？”老夏点点头说，“行！”。最后一天交小结，小萍把自己写的那张纸交给老夏。老夏问她，“你写的东西呢？”小萍说，“这不就是吗！”老夏说，“这只是一个提纲呀”。小萍说，“你不是说这就行了吗？”把我们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的，这丫头瞪着一双大眼一脸懵逼地看着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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