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电影

说电影

小时候家住农村，第一次看电影是在1957年的春节过后，那天正好是正月初八，因为是人日子吃面条的第二天所以记得特别清楚。

听说晚上要放电影，全屯子的人那个兴奋劲就甭提了。中午，村里组织人在小学校的操场上刨坑，说是竖木头柱子绑电影银幕。从竖木柱开始操场上便有一些半大孩子在看热闹，我也混在其中。我们来回跑着，喊着，笑着，比划着。在这群孩子中间我的年龄算是小的，虚岁刚好八岁。

晌午头刚过，村头大道上响起了汽车马达声，一辆深绿色的吉普车向学校开来。大人孩子们齐声喊了起来：“来了，来了！”

汽车停在学校教室门前，几个村干部满脸喷笑地迎了上去，像迎接神仙一样将车里的仨人请了下来。司机和电影放映员穿大头鞋，另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穿皮鞋。村干部和他们客气了几句便把他们领走了。

太阳偏西的时候，喝完酒吃过饭满脸红光的村干部和三个客人回到了学校操场，电影放映员开车门准备往下搬设备。一旁站着的村民不敢伸手，村干部不高兴了，扭头冲着他们说：“怎么干瞅着？啊？往下搬呐！”

听到命令的四个村民像是得了什么彩头，笑着一起拥了上来。电影放映员指挥道：“慢点，慢点，这个轻放，轻放。”

车里的东西一样一样被搬了出来，那是：一卷银幕布、一大捆电线、电影放映机、灯泡电源、三脚架、喇叭箱、小型汽油发电机，最后是一箱电影胶片和一桶汽油。

我们这帮孩子瞪大了眼睛站在一旁看，除了银幕布和电线外其余的我们一样也不认识，只是觉得神秘。那时村里还没有电，有个大孩子不懂装懂地指着发电机说：“这是磨电机，放电影得用电放，电得事先磨出来。”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我对这个明白磨电的大孩子佩服得不得了。

当时我家住的那个屯子除了村头的土地庙是砖的其他的房子一律是土墙草盖，家家还都供着灶王爷。生长在农村的孩子没见识过机器和仪器仪表，看到这些设备自然觉得新鲜，甚至对电影放映员穿的皮鞋、大头鞋都感兴趣：奇怪？这是什么鞋？印在雪地上的鞋痕怎么会有整齐的花纹？

银幕绑拉完后，村干部叫人在银幕前摆了好些排大圆木树桩。全村二三百人，那十几排木桩根本就不够坐。因此刚摆上就有人开始占，一根木桩能坐五六个人，正好一家。

天还没有黑放电影映员便开始做放映准备，他们先是将音箱挂到银幕一边的柱子上，拉好电线，支好三脚架，放稳电影机，然后发动磨电机（发电机）。

灯亮了，喇叭里也有了啪啪的声响，随后一道白光射向银幕。长方形的白光打到银幕上不但是斜的还往上偏了许多，放映员慢慢地调整三脚架。坐在银幕前的村民大声喊道：“对了，对了，再来点，再来点。哎呀，错啦，向下，对，向下。”

银幕调正好后，放映员关掉了白光。他一边装片子一边看表，好像是在等时间。操场上人声嘈杂，呼儿唤女叫爹喊娘的声音不断。村里人不论大人小孩几乎都来了，没有占到木桩的人只好从家里扛来板凳。一两岁不会走路的孩子也被大人抱了出来，有人说：“孩子太小，脚包好啦？可别冻着。”

抱孩子的妇女说：“脚用五层窗户纸包着呢，外面有被子，没事。”

天完全黑了，电影开始放映了。银幕上出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闻简报，报导什么厂的先进事迹。马上有人提出疑问：“咦，不说是打仗片吗？怎么是这个？”

身边人说：“你看过电影没有？没看过别瞎吵吵，你懂啥？这是加演，正片一会儿放。”正片果然是战斗片，是郭振清主演的《平原游击队》。

那天是立春的第三天，虽然说打春阳气转，可到了夜晚天气还是十分的寒冷。人们坐在露天地一动不动地看电影，尽管棉袄棉裤棉鞋棉帽捂得严实，半小时后还是冻透了。尤其是穿旧棉鞋的人，脚都冻木了，实在木的不行便跺脚，好多人一起跺，以至于跺脚的声音盖过了电影里的说话声。

于是有人大声抗议了：“嗨！都小点声跺！怕冷回家去，别在这影响别人！”

没有人离开，只不过跺脚的声音小了点。后来，每到一盒胶片放完换新胶片时全场的人都站起来一起跺脚，啪，啪，啪，声音之大能传出二三里地，那场面真是让人难以忘记。我发现电影放映员从来不跺脚，便在心里认定他穿的那个鞋底带花纹的翻毛皮鞋一定特暖和。

若明若暗的星星在蓝黑色的天上眨着眼，整个村子一片漆黑，只有村东头两家的窗子露出微弱的灯光，据说其中一户有不能下地的病人，另一家是媳妇刚坐月子不能出门。

这场电影对村民的震撼实在是太大了，村里不管男女老少都说看电影真来劲。这之后好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电影平原游击队、对游击队长李向阳、对老鬼子松井、对两个烤白薯伪军等还津津乐道，对“我要杀他个回马枪，”“给他上上政治课，”“皇军不杀人，不抢粮食，多好滴皇军呐。”等精彩台词都能恰到好处地运用到生活里。

不少人跟村干部提要求：暑假期间能不能请电影放映队来再放一场电影？村干部总是说：“争取吧。”对于当时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来讲，一年能看上两场电影就觉得生活丰富多彩了，就心满意足了。

改革开放前城市里的电影院一直红火，就连把门收票的都公认是好工作，与副食品商店里的营业员一样神气。那些年工会的工作除了决定给谁困难补助就是每到年节为职工发放电影票。当时不少年轻人是电影迷，每到一部新片必看，有人甚至说一个星期能看一场电影就是最幸福的人。

文革时期讲政治挂帅，强调阶级斗争，说话办事处处得小心。那年头搞对象不像现在拼爹拼财力，因为大家条件都差不多，主要是对心思。男青年对哪个女青年有意思就送一张电影票，对方如果接受了就表示有门，可以继续交往；如果被拒绝就说明姑娘对你没感觉，那么你只好蔫退。用送电影票这种方法对姑娘进行试探即简单又经济，还不丢面子，为当时很多青年采用。

我年轻时所在的班组有个高个姑娘，就在我犹豫要不要跟她表露意思的当口有人赶在我前面送她电影票了。几十年过去，再见面时我跟她开玩笑道：“嗨，啥也别说了，当年就是电影票送晚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感觉电影不那么好看了，不那么让人着迷了，不那么重要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单位就不热衷于发电影票了，之后便是电影院亏损，后来听说拍电影的也赔钱。

现在安装宽带的家庭可以坐在家里看高清电影，几百部片子任你随便点放。网上有上千部中外电影，甚至于连电影院禁播电影也能下载观看。家里买带三D功能的电视机还能看立体电影，这是多么大的享受？多么大的幸福？

可人就这么怪，都身在福中不知福。如果你调查一下就会发现，现在真正喜欢看电影的人没几个。你就是到了乡下问农民，他们的回答也是：“不看。”为啥？再进一步问他们会说：“看不进去，假模假式的，嫌闹得慌，还不如打一会儿麻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