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Pixabay
文/木易枯茙（或者杨朴，或者粳米石头，以后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会有两个“或者”）
在我8岁时的那一年里村里发生了很多事。这些事串联起来，让我对死有了重生的释义，我一度迷恋于生与死的轮回，久久不能自拔。
春暖花开的时候，村长杨朴喜欢一个人赤脚在泥地上散步。他喜欢泥土独有的腥味，那时候我还没成为他的朋友，他常常一个人对着花草田地喋喋不休。他喜欢那样，就像是他赋予万物灵性，与万物作伴。女娲不也是因为寂寞而创造人的么，阿饧说过，所有的神都是寂寞的。那时我觉得既然如此，那么寂寞的所有都该是富有神性的。
有一天我壮壮胆子走到了这个外乡人的旁边。他撇了我一眼，继续独自走着，他不指望有人会陪他聊天。他的步子很大，我只能小跑着跟上。我的腿脚一向不好，8岁了走起路来还是跌跌撞撞的。大概我跑起来的样子十分滑稽吧，杨朴笑了起来。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对着人笑。他倒是经常笑，只是常常是对着那些非人的生命，甚至是非生命。我猜他是渴望对着人笑的，可是村里人在他面前表现出来的日渐反感让他不敢多笑。
我也跟着傻傻地笑了起来，却不留神地摔了一跤。
杨朴把我扶了起来，牵着我的手继续行走。这回我走得很稳，有一双大手牵着总是叫人心安，而且我分明感到杨朴放慢了步子。
我被这样一个每天都见到的陌生人牵着手，心中油然生出些骄傲来。对任何一个孩子，微弱的优势或者大胆的行为，又或者不同于他人的方面，都能成为向伙伴们炫耀的资本。我好希望远远地我的伙伴们看到这情形，好希望看到他们张大了嘴，愣愣地看着我在一边若无其事地走着。
忽然杨朴停了下来，他俯身用另一只手拨动着路边的杂草，
“你瞧，它活得多自在。任人践踏的杂草是多么地幸福呀。”
我不明白他缘何发出这番感叹，可是我是一个孩子——尚未被社会腐化的自然的产物，我从他对杂草的那分情感中感受到了他的与众不同，他与自然贴得那么近，可是他却没一个朋友。
“村长叔叔，你是神吗？”
“不，不是。怎么会这么问呢？”
“因为……因为我看到你很孤独。”
他噗嗤一笑，“我孤独，也许；可是你瞧，这些花呀草呀，它们无不是我的朋友。”
我问：“那你会和它们聊天吗？”
杨朴说：“会呀。”
“那你会和它们一起玩儿吗？”
“会呀。”
我感到更神奇了，“那你为什么不是神呢？”
这恐怕难倒了他，他大概觉得没有办法跟一个还没上过学的孩子解释无神论。良久，他才说：
“你也能跟它们聊天，跟它们玩儿呀。”
我听懂了。要么，他跟我一样是个人，人是能和大自然交流的；要么，我也能成为神，每个人都是神。
就这样，我成了杨朴在麦村的第一个人界朋友。他很喜欢我，事实上每个孩子他都很喜欢，他说他能从我身上找到与自然沟通更便捷的通道。对话自然的能力，是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天性使然。
长大后的我也像那时的杨朴一样，喜欢孩子，并试图在孩子身上找到某些我们几乎丧失殆尽的天性。这使后来我在看了成龙的《宝贝计划》后，对电影里的小家伙喜爱到了几近疯狂崇拜的地步。
大概半年吧，半年里和杨朴一同散步成了我每天的功课。他总是牵着我的手，不再像最初那样沉默。他喜欢和我说话，他一直在羡慕着那些花草，自由地幸福。
有一天我们一如往常地赤脚在散步，杨朴转过身来，说：
“莫奔，你可以不要叫我村长叔叔吗？”
我感到有些突然，“那么，该叫你什么呢？”
“我叫你莫奔，你就叫我杨朴。”他看我一脸的疑惑，咧嘴笑笑，解释说：“佛说，众生平等嘛。”
佛说，众生平等，每个人都赤裸裸地来到人间，又赤裸裸地离去。
那时候太阳还没完全升起，劳碌的人们都已经下地了。我们走过西湾的一个池塘，不远处的地上长宝公公正在翻土。
长宝公公一个人住。他原先有个儿子，在越南战场上牺牲了。据说长宝婆婆是在那个时候瘫掉的，不久就跟着她儿子去了。
长宝公公是一个顶好的人，以前他去镇上卖菜，总要带回来一包薄荷糖，路上见到孩子了，就分给他们。我们是一群玩兴很重的孩子，但若在路上碰着长宝公公拉着板车，我们定会跑上去帮着推一路的，即便很多时候我们在帮倒忙。
长宝公公现在看上去很老了，但是身子骨仍旧很硬朗。他的背一点也不驼，只是黝黑得像泥土。他的裤子用一根麻绳系着，麻绳上挂着一只他自己缝的尼龙布袋。布袋里装着些硬币。长宝公公现在已经很少去镇上了，他是个实实在在的老农民，这辈子总也离不了那几分土地，地上的庄稼足够他过活了，还常常拔上一个萝卜，割上一颗青菜的送给邻里尝鲜。他每个月都能领到抚恤金，长宝公公说他年纪大了，这钱也用不了多少了，于是他找人换了零钱，挂在裤子上，碰到个小孩，就给他一枚硬币。
我喊了他一声，他扬起身来，答应了一句，呵呵呵地笑着，说是有文家的奔娃呀。他记得我，小孩里阿饧和我帮长宝公公推车的次数最多，我们偶尔也替他拔拔草收收麦什么的，所以他给我们的硬币总是黄色的。
杨朴说：“长宝叔翻土哪。”
长宝公公扛起锄头走了过来，一面应道：“哎，想再排些甘蔗。人老了，吃什么都觉得没味道。这青皮甘蔗，鲜甜。”
说着长宝公公已经走到我们面前了。他把锄头一放，坐到了地上。我们也跟着坐下了。
长宝公公说：“现在政策好了，有抚恤金，又说要给我弄个孤寡老人养老金。上个月小王还来过，说是给我办好了手续，这个月就能领钱了。我说我不孤不寡的，要个什么孤寡金哪。朴娃啊，你给我去跟小王说一下，就说那什么孤寡金我不要。我现在好吃好住，做些地上活也只是为了图个自在，再说，钱又带不去棺材里。就是带去了，现在也得被火化了。”
我还是第一次听村里的人叫杨朴“朴娃”，这样叫总很亲切。杨朴两只手不断地搓弄着，在长宝公公面前，他也成了一个孩子，他说：
“长宝叔，这钱您是应得的。您哪，现在是该享享福的。”
“我这一辈子都在这地里，已经在土地上扎了根了。哪一天我要是一不留神去了，我的魂灵也定要到地上去走走的。现在活着，我不知道怎样算吃的好，可是我每天在这里，就是踩踩泥土，这心里也踏实。朴娃呀，我这也是在享福哪，某一天我要真累了，做不动了，只得躺床上了，那可真叫受罪哪。
“朴娃呀，你不愿意修路，这我懂。就跟我种了一辈子地也不愿意停下来休息一样。咱们一样，来这世上走一趟，咱们都不愿改变什么。你呀，不适合当官。”
杨朴听着直点头，他当初满心欢喜地来到麦村，结果发现自己除了能当个村官外，别的什么活都干不了。
长宝公公接着说：“朴娃呀，你别看长宝叔我人老了，街道上的消息我灵着呐。你们城里人不是爱住到郊区去嘛。你呀，要我说，哪天你这村长要真不当了，你就去镇中教书。仍住在我们麦村，骑车去镇上也用不到20分钟。”
“唉，唉。长宝叔，这话我记下了。”
长宝公公撇过身来摸摸我的头，
“奔娃啊，该上学了吧。”
我说：“嗯，下半年去了。”
“奔娃，公公我哪天要是一命呜呼了，你可不许哭。我跟饧娃已经拉过钩了，来，咱们也拉钩。
“屋子后面的两棵桃树，以后就归你和饧娃了，你要好好看着呀。长了桃子别忘了要给你们的爹娘吃，啊。”
我在一边点点头，心里已经口水直流，又觉得长宝公公今天说话的语气怪怪的。
阿饧跑来我家时我还在吃午饭。阿饧说长宝公公没了。我一听，眼泪就不争气的哗哗下来了。阿饧说别哭了，咱去看看公公。
两天前还好好的，长宝公公怎么说没就没了呢。我在很多年后谈起这事来时才听母亲说长宝公公那时是脑溢血。
长宝公公死在他要排甘蔗的地上。
张家邦叔说那时长宝公公排完了甘蔗，直起身来时人还好好的，只听他说了句“行了，真累呀”，一转身，整个人就躺地上了。
邦叔把他背回家时，长宝公公已经断气了。
我想长宝公公是命定了要走在在地上干活的时候的，或许这样，哪怕有些突然，至少在长宝公公看来，这样的离去无疑是幸福的，这辈子，也就没遗憾了。
可是我又有点害怕，这是我第一次亲历死亡。生死两极，我实在好奇地想知道死的那一头究竟是怎么个模样。母亲说长宝公公远登西方极乐，和他的妻儿团聚，在天的另一边享福哪。
可是生活中忽然少了一个人，回想起来时不免空落。我在读余华的《活着》时看着只剩了福贵一个，觉着这人既然要走，当初又何必来呢。
“咱们一样，来这世上走一趟，咱们都不愿改变什么。”
我想到人之所以要来这尘世走一趟，是为了留下些属于自己的痕迹。而长宝公公却说他不愿意改变什么，我后来问杨朴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想必每个人都提过，都思考过。那时候我已经在读高中了，在杨朴家的厨房里，他端起一盅米酒一饮而尽。他看着窗外，说：
“我们，我们都是干干净净地来到这人世的。其实生命的过程并不重要，那只是为了排解我们这趟旅行中的单调无聊罢了，”他拿起酒瓶，又把酒斟满，给我夹了只鸡腿，“你吃。到了学校就又没得吃了。”
他夹了一筷蒜苗放进嘴里，接着说：“你看我们，得吃，得喝，得睡，其实本没有意义。只是我们在这吃吃喝喝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些乐趣。可是却有很多原先的享乐主义者，他们却死的很痛苦。”
我拿着鸡腿，感到无从下手，他起身去拿了碗酱油来，“呵呵，我忘了这鸡腿是淡的。”
他又坐下了，又是一盅米酒下肚，面孔已经有些发红，“你说，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为了死。为了能跟出生时一样，也能干干净净地离开，了无牵挂。那徐志摩怎么说来着，咱们呀，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长宝公公走了，他的两棵桃树真的送给了阿饧和我。我们商量着等桃子熟了，摘一篮拿到坟头去给长宝公公尝个鲜。
长宝公公下葬的时候我们都歇斯底里地哭着。生前腰板笔挺、高大魁梧的长宝公公这会儿睡在一只密不透风的菜瓶里，还要被泥土压着。我哇哇地喊着，说着菜瓶的坏话，我说长宝公公喜欢在泥土里躺着的，我说你们把他封在菜瓶里他会难受的。阿饧也跟着我一起喊着，喊得喉咙一阵一阵地发痛，却没有人来应答。其实我想，如果那时我已经是个大人了，我仍旧会这样说的。长宝公公喜欢在地上自在地干着活，他生来的时候降自娘胎，死去了就当回归大地，让骨灰漫撒，好让他的魂灵在这片土地上继续自由地幸福。
可是长宝公公已经说不了话了，我在那一刻对死亡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死亡意味着灵魂解脱，却也意味着无法再主宰自己的躯体——躯体，为此从相对的自由陷入了绝对的桎梏。
阿饧说也许公公已经不在乎别人怎么对待他的身体了，
“他都已经飞走了，蝴蝶一样自由。”
也许是。逝者的胸襟，恐怕已在灵魂出窍的那一刻从躯体中解放了出来，天空无限辽阔，大海无限浩瀚。
我和杨朴依然每天出来散步。他才发现长宝公公很了解他，长宝公公却走了。这使他对我更加依赖了。如果见不到我，他会很失落的。他在外人眼里也变得更沉默了，几乎就不跟人答话。他只对花草田地说，只对鸟雀鱼蛙说，只对山石河渠说，只对我说。
因为这样，渐渐的我的伙伴们也开始疏远我了，到最后我只剩了两个朋友，一个就是杨朴，还有一个是阿饧。
阿饧的父亲和我父亲是结拜的兄弟，两个人年轻时荒唐地签了一个合同，合同上说如果将来两家的孩子生出来是异性，那么就结为夫妇，好亲上加亲。这差不多是指腹为婚，不过他们也有其他一些条件，比如孩子年龄相差不能超过5岁，等。事有不巧，两家的第一胎都是女孩，我那个未曾谋面的姐姐在2岁时便夭折了。十分巧合的是，我和阿饧几乎在同一天的同一个时辰出生。有算命的说我们俩前生缘定，这辈子分不开的。那时候我们两个的父亲守在产房外头，紧张而兴奋，他们说要是一男一女，又能在同时辰出生，那这姻缘简直比媒婆吹的还好。
结果，阿饧和我一前一后进入了这个世界，一个护士跑出来告诉阿饧父亲：
“生了生了，是个带把的。”
接着又有一个护士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说：
“一号床也生了，也生了。也是个带把的。”
生了两个男孩，两家人仍是欢喜。我父亲后来一直琢磨着瞎子的话，
“这两个娃儿，恐怕一辈子也分不开了。”
现在两个都是男孩，怎么能一辈子不分开呢。
阿饧偶尔也愿意跟在我和杨朴后面，不过他喜欢一个人在后面玩耍，他的眼珠子转个不停，从来也不会觉得无聊。
杨朴又在对路边的野草发出他一如既往的感慨了。我终于忍不住问他：
“为什么遭践踏的杂草也会幸福？”
杨朴仍旧深情地瞅着不远处的一撮杂草，“因为杂草无知。所以刚出生的孩子总也是幸福的，哪怕是个弃婴。我们常常说傻人有傻福，也是这个道理。”
“我不理解，在我看，弃婴多可怜呀。”
杨朴说：“因为这是‘在你看来’，你虽然还只8岁，却不能说无知。我们总喜欢把自己的情感强加给别人，可是你知道，一个婴儿，他还什么都不知道。你说他多可怜，我也说他多可怜，大家都说他多可怜，可是那是我们的事。可怜的是我们心中的他，在他，他是幸福的。”
无知地活着，是幸福的。我看到阿饧在水塘边打水漂。大清早地打得热汗淋漓，却仍不知疲痹。我不免有些羡慕，又有些自得。我想阿饧啊，你虽然聪明，可你也无知，无知的人才玩得那么尽兴，那么幸福。杨朴说我不算无知，我有一刹那觉得自己不幸福；可是很快我又发现了我在同龄人中的优势，那无疑是说我比他们都要大。
充满优势地活着，虽然累一点，但也很幸福。我想杨朴说的不完全对。事实上那时候我不知道其实杨朴自己也是个极主观极感性的人，他的世界很小。8岁的我总要绞尽脑汁去思考他那些其实很简单很无趣的话；那种思考是十分费劲的，就像我还只能扛起10斤重的米，那已是到达极限。
我在后来发觉自己记忆里明显下降的时候怀疑过是不是年幼时过度的思考杀死了我太多的脑细胞。那又让我庆幸，庆幸我们的散步只坚持了半年。半年后我就去上小学了。
当然杨朴一直都是我的朋友，我在上高中以后，双休日回来时也仍喜欢去他家串门。
不过那时候，阿饧也成了杨朴家的常客。我们仨虽然性格各异，但是在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却藏着某种共通的东西。
孤独，或者莫名其妙的战栗。
如果要让8岁的我来说说我们间的共同点，我只知道，我们都极自私地爱着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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