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夕阳落山，天色将昏欲黑时候。
那人穿白戴孝，头上扣着一顶草帽。他拘谨地站在我家门外，只让声音传进来。他喊“七爷，七爷”。父亲在家族中排行第七，七爷是晚一辈对我父亲的称呼。我们家族人丁稀薄，一辈一辈出生落后于人，在村里的辈分高了起来。
我父亲在屋子里。听见来人喊，我父亲应声说:进来说话吧。来人看着自己一身行头，犹豫:不方便呢，七爷。父亲朗声说:咱家不忌讳那个的。
那人如释重负一般低着头跑进我家里来。父亲端坐着炕上，那人慌忙双手递一根烟给父亲。父亲一再邀请，那人欠着身子浅浅地坐在炕沿。父亲的烟雾缭绕里，那人陪着几分节制的笑，和我父亲说话。
我家经常来这样的人。这一次，我想起来一个问题，偷偷问母亲，为什么在咱们家里，他的草帽还不拿下来？母亲在我耳边说:等会儿告诉你。
那人和父亲的客套话干涩无味，我都有些厌烦了。那人终于站起身来，对父亲说:七爷，那就这样啊，明天您一早过来吃饭。有劳您啦！
父亲点头。那人要走，父亲欲起身送，那人赶紧摆手:您坐，您坐，不送。
于是，父亲又稳稳地坐下来。如常，我母亲溜下炕，拖拉着鞋子，送客，关门。而父亲，好像总喜欢眯着眼睛，靠在被子垛上，象是喝了一杯好酒，在沉醉。
我又问母亲:快告诉我，为什么那人在房间里也不愿摘下草帽来。
母亲说，他的爹去世了，他的天塌了。草帽代表父母去世后，孝子难过得几年不见天日的意思。
之所以不进别人的家门，是因为身着重孝，有些人会忌讳，觉得会给自己带来不好的运气。母亲说。
哦，父亲又要给别人修陵墓了。拿回来一节红布头，几瓶白酒，几盒画着猴子的香烟，一些副食。对了，还有满手的皴裂。寒冬里的野外，冰天雪地，北风呼啸，砖头水泥的活计，怪不得父亲会喜欢喝酒呢。
我都记不清父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样不赚钱的营生的。更记不清，父亲帮多少人修葺了坟墓。除了帮过世的人建房子，父亲也给活着的人建房子。乡里乡亲，谁家都会建房子，谁家也都会有故去的人，没有人会介意父亲穿插着做两种工作。不过，建活人的房子收工钱，死人的纯属帮工。如果两者时间凑在一起了，优先帮工。
父亲是一个半路学艺的瓦工。除了瓦工，父亲也会做木匠活儿。那时候，父亲和他们年轻的团队，给别人修建新房，那种红砖碧瓦，木头房梁格式的房子。建房的人家，会有新鲜湿润的杨树皮从树杆上被剥下来，父亲和工友一人一头拉开墨斗，父亲用手提线，轻轻绷一下，笔直的线条就出现在白光溜溜的木头上。当然，有时候木头也会是陈旧的，黄黑色的，烟熏火燎过的。
那个时候，我喊父亲回家吃饭时，总要挑选一块合适的树皮，做呱哒板子，快板一样打起来。可惜，我说不了快板。但是，闻着白杨树皮清甜的味道，都让人醉呢。不象它落下的红褐色的毛毛虫，讨厌死了。
我最乐意的事情之一，是把我练大字用的墨汁，添到父亲的墨斗里去。父亲和我用一样的墨汁做大事情呢，这让我兴奋自豪。
架房梁的时候，也是最热闹的时候。十几个人用粗壮的绳子绑在木头三角梁的两端，我父亲是总指挥。当然，总指挥不是只说不练的假把式，父亲早早地就端了梯子坐在墙头上了。他看了看地势，决定哪一头先上来，于是工友们统一喊着口号，劲儿往一处使，绳子晃晃悠悠地牵动着木头，父亲眼疾手快，在木头靠近的时候，一下子就把木头固定在该固定的地方。至于另一头，就简单得多了。
房梁固定好以后，鞭炮齐鸣。主人家爬上梯子，端一杯酒敬给父亲，随酒送上来的还有一碗红亮亮油汪汪的大肉块儿。父亲喝了酒，吃过肉，小心翼翼地爬上梁中间，解下红布。那红布，是对工头师傅最大的奖赏。尽管，它并不值钱。
我的嫂子，就是父亲为别人建房子挣下的钱，为我哥娶回来的呢。
我父亲那时候总想要我哥继承他的手艺。我哥学了几天，坚决表示不愿意。我哥觉得这个活儿太苦。外面的花花世界来钱快，还干净不费力气呢。
是啊，我哥哪里有半点匠人的样子。好好的平头，后脑勺偏偏留那么长，用皮筋扎的话，能扎一根小辫子。穿西服就西服吧，背后开一个小岔子。难怪父亲总说他是流氓二流子呢。父亲能够容忍他这样，前提是他答应跟父亲学艺的。但哥哥变卦这么快呢。
父亲说:谁家半路上掉了一个金娃娃，等着你去捡呢！地里不种麦子，种白面蒸馍呢，连馍馍上沾的土都有人帮你吹干净了，就等着你吃哩！
说这话的时候，父亲在脸盆里一遍一遍地烫他的双手。父亲洗手很仔细，尤其冬天。水最烫的时候，他用左手把水撩到右手上，又从右手到左手。烫了一阵子，他才用肥皂慢慢地搓过手，换一遍热水再清洗。尽管这样，他手上的皮总是张着口子，红红的象小孩裂开哭的嘴巴。有时候晚上，我会给他涂上油腻腻的蛤蜊油。涂的时候，父亲不吭声，我疼得嘶嘶哈哈地。
我哥不听父亲的。他去了大城市，捡他的金娃娃去了，吃他的白面馍馍去了。
哥哥一走大半年，嫂子回了娘家。那段日子，父亲沉默寡言，象我们南边的秦岭一样。去田里的时候，我叮嘱他掐南瓜雄花回来喂蚂蚱，他也忘了。蚂蚱在父亲编织的两层阁楼上饿得叫唤，我只得在路边揪了一把毛毛草喂它，它大概不喜欢吃毛毛草，一直叫着。
半年后，我哥回来的时候，没有捡回来金娃娃，却抱回来一个洋机器。我哥说，这叫录像机。录像机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想伸手去摸，我哥赶紧把我的手挡住了，怕我摸坏了他的宝贝。嘁，什么破烂玩意儿，我还不碰了呢！
我哥在镇上捣鼓了一间房，开了录像厅。录像厅里，整天传来嘿嘿哈哈的打斗声，夹杂着嗲嗲的让人听不清歌词的歌曲。
很快，我哥就赚了钱。我哥自豪地把钱放在桌子边上，对我父亲说:爹，您看，这值不值一个金娃娃？您多久才能挣这么多钱呢。
我父亲看都不看我哥的钱。我父亲说:来路不正的钱，我用不起。你给我拿开。
我哥脸红脖子粗地说:什么来路不正，我一不偷二不抢地，您怎么冤枉我！
我哥的骄傲一下子荡然无存了。父亲依旧靠在被子垛上，闭着眼睛，不再理我哥。
我哥生气了，说:我就知道您瞧不上我，无论我做什么，都不合您的心。您想让我跟您一样，一辈子土里刨食，我偏不。混不出人样来，我再也不回来了。
我哥把我嫂子也带走了。这一次，我哥没有再选择镇上，我哥又去了大城市。母亲既拦不住我哥，也不敢违背我父亲。想我哥的时候，母亲扯着衣角，在灶火下偷偷擦眼泪。
我哥把钱挣下了。邻居们比我家人先知道，邻居们说，见到我哥穿得洋火极了。大喇叭裤，白衬衫，墨镜，武装得跟电影上的人一样。见到乡亲，就请下馆子，城里的酸汤水饺，把一些人香得舌头都要吞下肚子里了。
我父亲说:你带话给他，就说我说的，让他穿上一件红马甲，涂上两个大红腚，再手拿一个铜锣锣，敲得响响地，卖丑更挣钱呢。
别人说:你这老爷子，哪有人这样说儿子的！
别人悻悻地走了。我父亲的脸色又阴郁了几分。
哥哥是来年秋天的时候灰溜溜地回来的。哥哥的录像厅被查封了，据说，是放黄色录像《黑猫旅社》还是什么。
父亲没有批评哥，更没有说一句风凉话。父亲说:人回来了就好。咱有双手，什么都会有。
哥哥很快变成了父亲的得力助手。哥哥年轻，头脑更灵活。当他代替父亲坐在墙头上时，父亲在底下抽着旱烟袋，仰着头，眯着眼睛，看着他高高在上的儿子，微笑了。
等哥哥他们开始建框架结构的两层小楼时，父亲只能给哥哥打下手了。父亲对于哥哥不再权威，哥哥却对父亲越发尊敬起来。
或许是慢慢上了年纪，父亲不小心从矮墙上掉了下来。幸好没有大碍，只是擦破一点皮。但这已经让哥哥紧张自责得不行，说什么也不让父亲再去工地了。
父亲从此赋闲在家。那一亩三分地的菜园，不够他伺候。从此，父亲的手艺，只在为逝去的人建房子时施展出来。父亲老了，父亲只有这一个岗位了。
哥哥的事业从农村发展到城市，从小包工头做到了建筑队。哥哥在城市扎了根，成了名副其实的大老板，实现了他出人头地的愿望。
父亲这里，依旧伺候他的菜园，给故去的人建造家园。
父亲对哥哥是很满意的，一件事除外。哥哥的事业越做越大的时候，跟嫂子离婚了。哥哥说，嫂子跟不上他的发展。父亲挡不住哥哥。日渐老去的父亲，不复往日的威严。
后来的嫂子是学建筑出身，绘图纸，初步预算都懂。最关键的，前嫂子生了两个女儿，后来的嫂子生了一个儿子。
我父亲虽然更喜欢孙子，但他一直因我哥哥离婚的事情不快乐，因此不愿亲近孙子。
中秋节的时候，哥哥带嫂子和侄子回来。母亲对哥哥说:你爹帮别人修墓，别人给的烟都攒着呢。知道你看不上抽便宜烟，你拿去给你们那些下苦的工人抽？
我哥说:我要，我不嫌。我爹挣下的烟，我自己抽，谁要我都不给。
父亲不理我哥，坐在门外。小侄子四岁，正在门口玩沙子，用沙子堆房子，却怎么也堆不起来。小侄子回头，只看见了父亲。他怯怯地喊我父亲说:爷爷，教我建房子。
我父亲过去，蹲在我侄子旁边。我父亲说:要建什么样的房子，爷爷和你一起建！
父亲和小侄子开始在沙堆上建他们的房子。不知道建了什么样的房子，只听见，爷孙俩的笑声不断传来。一个声音稚嫩，一个声音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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