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齐国在经历了崔、庆等势力在短时间内先后灭亡，而新掌权的 “惠族” 在利益分配上又没能广泛地照顾异姓贵族局面下，面临着进一步发生冲突甚至导致执政权更迭的巨大潜在风险。
对于一个实力受到严重削弱的齐国，晋国的执政者迅速达成共识，应该抓住机会在其侧近培育一个有实力的竞争对手，以图长期消耗其国力，使其无法分心西顾。
然而就齐国周边局势来看，有价值的选项却并不多。历史上曾经的主要竞争对手莱夷和纪国已经全部被齐国征服，独立的主要邦国只剩下鲁、莒、杞等：
齐国周边主要邦国形势
如图，位于东海之滨的己姓莒国（靠海的三个红圈）内部局势混乱，且屡次被齐国击败，已经没有能力继续形成威胁，并已经由于 “且于之役”（前549）败于齐师而公开向齐国降服（前548）；鲁国（内陆的七个红圈）尽管通过与晋国配合而保全了大部分实力，但是守成有余而进取不足，更不用说其宿敌邾国（鲁国南面的蓝圈）已经成为齐国属国，与齐国始终据有的 “汶阳之田” 形成对鲁国的南北夹击之势。
这样看来，鲁、莒的利用价值都非常有限，必须另外再扶持一个新势力对齐国形成更为直接的威胁，于是杞国（鲁、莒之间的紫圈）就被选中了。
由于各种资料的缺失，杞国所在的具体地望始终存在着争议，不过最直接的记载仍然首先参考《传》文：
……十四年春，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不书其人，有阙也……（左传.僖公十四年）
此记载指前646年，也即齐桓公四十年。由于杞国在上一年已经几乎为淮夷所灭，所以齐国发动诸侯将其迁移到缘陵重新安置并筑城，不过由于筑城不完备或者如杜预所说的器用不齐全而受到《经》作者的批评，所以书城杞之事而不名其人以示惩戒。
如果按照《公羊传》的说法：
……孰城之？城杞也。曷为城杞？灭也。孰灭之？盖徐、莒胁之。曷为不言徐、莒胁之？为桓公讳也。曷为为桓公讳？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也……（公羊传.僖公十四年）
也即公羊高转述孔丘、子夏之言论认为由于齐国的无能，导致杞国一度被徐、莒等淮夷方国攻灭而被迫迁移至缘陵。并进一步指出齐桓公复封杞国有僭越之嫌疑，这就有些苛求了。
类似地，《谷梁传》更加刻薄地批评齐侯说 “桓德衰矣”。
不过无论如何，在齐桓公的安排下从此杞国就在 “缘陵” 这个地方安顿下来了，但是缘陵究竟又在何方呢？按照《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所载，所谓缘陵即营陵,在今山东省昌乐县东南五十里附近的安丘县附近：
相传杞国所在的昌乐县境内
如图，昌乐东南接近安丘县境，而近年安丘县黄旗堡乡杞城村已经发现了周代遗留的古城迹。按照《水经注·汶水》条的说法，认为此地为 “故夏后之斟灌国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号曰淳于国。” 所谓淳于国也即商汤灭夏之后夏后氏的苗裔淳维是也。从地理位置上看，此地春秋初期属纪国所有，齐桓公之兄齐襄公在位期间攻灭纪国（前690），当杞国被淮夷所破之后不得不迁入齐国境内的这片新征服领土（前646）。
一切听起来似乎都合情合理。但是仔细一想，这里其实还存在很多问题的。
首先，所谓的考古学发现并不直接支持春秋时期杞国都于安丘或昌乐东南，因为周代城迹完全可能属于齐国或者之前的纪国等，而《水经注》本身也并没有提供直接的证据支持安丘就是淳于国这一判断。
其次，最终杞国于战国初期的公元前445年，也即鲁悼公二十三年、齐宣公十一年亡于楚。当时正是楚献惠王四十四年，而这个时候越国尚据有原莒国的琅琊作为北方的新都。尽管吴国灭亡后并楚国可能逐渐填补这一势力真空，但是否有能力深入齐国腹地的昌乐、安丘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最后，按照《经》、《传》文的记载，春秋时期鲁国与杞国始终存在直接的接壤。譬如鲁僖公年间曾经有入杞责礼的记载（前633）：
……秋八月乙未，葬齐孝公。乙巳，公子遂帅师入杞……（春秋.僖公二十七年）
而就在上一年，齐师伐鲁，鲁国不敢正面迎战，只得派展喜用口舌说服齐师返回。此时很难想象能够轻易越过鲁中丘陵地带攻入齐国腹地。
又如鲁宣公末年曾有帅师伐杞的记载（前591）：
……十有八年春……公伐杞……（春秋.宣公十八年）
此时正值齐顷公对鲁国保持强大压力的时候，所以如果杞国真的在今昌乐、安丘县境，鲁国恐怕是没有实力深入齐境去攻打杞国的。
而到了鲁襄公出访楚国返回、季武子私自夺取卞邑的这一年（前544），又有晋国为杞国夺取鲁国土地的事件：
……晋侯使司马女叔侯来治杞田，弗尽归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所以直到此时鲁国东疆仍与杞国接壤，故而杞地不可能远在昌乐、安丘县境，而应该更加靠西南而接近鲁国。
那么杞国地望之谜该如何破解呢？此需要拜近现代的考古学所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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