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老师已近八十,退休的时候是高级教师,目前的退休工资比一个局长还高,平时除了有点眼疾,身子还算硬朗。另外,他是汉族,老家在另外一个县,小学毕业后本来在家务农的,后来有一个机会考上老师这个岗位,经过简单的培训就奔赴元江彝族聚居地洼垤区(现在为洼垤乡)某个村任教,那个时候少数民族地区教师紧缺,好多老师的岗位都靠外援。
开始的时候,没少让他烦恼,首先是语言不通,教学实在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更没有让苏老师想到的是,他这一来就是一辈子,自己也说起彝族语言,行彝族礼数,娶了彝族媳妇,成了彝族里的一份子。
说起当时的困难,苏老师说起一件事情。那还是六十代初的时候,正在村里教书的苏老师突然接到任务,上级交给他一支步枪,说是要到县城看守坏分子。那个时候,苏老师年纪尚小,个子又不高,严格地说,还没有那支枪托高,看守坏分子,着实也让他胆战心惊。后来这个风波过去了,他回到教学的岗位,可是这件事情,加上当时还是听不懂彝族语言,两眼一抹黑,思想上有些畏难情绪,做事情没有一点劲头。
一个女人改变了这一切,她就是他后来的媳妇。
早就有人说苏老师第一眼看到他后来的媳妇就认定是她了。采访苏老师的时候他没有否认这一点,他说从那以后就下定决心学会彝语。果然,半年之后他就可以和他们交流了,新娘也娶回来了,心也定了,工作步入快车道,上面看他教学、文艺宣传(那个时候这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样样行,想把他调到乡里的中心小学,他俨然不为之心动。却于1972年那一年,跟随扶贫异地搬迁的队伍随妻带子来到者嘎梁子上的者嘎新村,用他的话来说当时除了呼啸的寒风和一山头的茅草、一些灌木丛,梁子上什么都没有。但是他知道这里比那个地方强,只要耐得住炎热的气侯,只要肯付出劳动,就会有前景,政府规划好从哀牢山上引水,在梁子上修水库,梁子上大片的土地可以开垦出来种甘蔗、水稻,有水有地肯出力,就不愁没有饭吃。后来事实也证明了他的判断的正确。
从无到有,苏老师自然就成了村里学校的创建者和管理者,直到1992年退休。
苏老师回忆说开始的时候学校就是一间低矮的茅草屋,一块木板搭在几个土坯做的敦上就是课桌,几块木板拼接起来涂上锅底灰就是黑板。
后来村里条件有所改善,就建了土屋,也有了一些简单的教具,还有操场。不知道是谁出了主意,还砍来两株笔直的攀枝花木头桩子,栽在操场的两头,在最高处各钉了一块装有篮球箍圈的木板,学校的篮球场就成了。一年后,两棵攀枝花木桩竟生根发芽。
又过了些年,学校又重新选址重建,用混凝土浇灌柱子和屋顶,两层,共六间教室,还有老师专门的办公室,已经接近城里学校的标准。篮球场当然也用上了钢化玻璃做的球架,已今非昔比。而此时那两棵木头桩子也长成了村里头两棵高大挺拔的风景树,每年冬天,开出一树火红的攀枝花,晚上有霞的时光,树与晚霞融为一体,非常美丽。
然而好景不长,有一年,上头来了文件,学校撤消,校舍成了空房子,后来村里把平时的一些杂物丢在里面。
而两棵风景树也在去年被砍掉,原因是作为一个公共活动的场所,村里要在那里建一个彩钢瓦作顶棚的能够遮风挡雨的村民活动空间。两棵张牙舞爪的树枝阻碍了顶棚的施工。为了砍掉这两株大树,村长还报上有关部门去批准。
当时,我从内心深处希望砍树的事情不能得到支持,还曾建议他们重新设计建筑物,找到一个周全的办法能尽量保留它们。
然而,到底还是砍掉了。关于两棵攀枝花树的去留,村民们没太在乎。对学校撤消这件事情,村民都没有人站出来表示异义,何况一两株在他们眼里无关紧要的树。
村民们只是说,以前小孩子上学,父母根本不用为此事操心。现在倒好,孩子学校远在十公里远的地方,家长每天要接送。有小孩的家庭,送娃上学这件事情成了一个很大的负担。有位村民说,政府说是为我们好,我们看那是为了省钱,你们看好多学校撤了,老师队伍减少了,工资就可以少发了嘛。
说到这件事情,苏老师也甚表惋惜和遗憾,他开始也以为这是全国全省统一的做法,后来了解中央的文件是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撤可以并,没有说必须撤消,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并没有充分老百姓的利益和意愿。
政府撤校的最重要的理由是,合并办学,集中优质资源,让所有孩子平等、公平享受优质的良好的教育。
现在的许多事情,让苏老师看不懂,就像当年的许多事情也没有让他看懂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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