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出版以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请到了书的策划编辑宋冬雪和责任编辑郝玉敏，坐在一起聊了聊这本书的制作历程和鲜为人知的背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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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访谈摘记（六）：
主持人/一郎 受访者/宋冬雪 郝玉敏
主持人：这本书是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左灯的文字，还有书名，还有风格，这里面有没有一些删节或增添的细节？
玉敏：可以看到现在书的标题，都是有点发散式的，什么《突突突突突》，当时我还非常有逻辑地给内容全部理顺了一下。比如“第一次亲密接触：精神病院”“第一次崩溃”诸如此类，但是冬雪都给我恢复过来了。
冬雪说：“玉敏，咱这个咱就不改了。因为小左她就是这样感觉的，她就是想要这样表达，我们为什么要给她梳理成一个特别正常的表达呢？这就是她的风格。”然后我就觉得：对！一句话点破了我，最后我们就把一些改掉的全部恢复过来了，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小左的语言风格和她的表达方式。
主持人：这过程中间和左灯沟通的怎么样？
冬雪：小左特别的配合，而且她特别的懂事儿。她就说“好好，我觉得你们都改的挺好的。”
主持人：她本人并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对吧？
冬雪：没有，她对我们很支持，她非常信任我们。她觉得我们能把她的东西表达出来，更好地展现给读者，让读者也更易于接受。
主持人：想问玉敏，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当中，除了感同身受之外，她的文字，她的故事，会激起你的某一些很难忘的记忆吗？
玉敏：有的时候的确，看的挺揪心的。尤其是最后，小左通过平台和读者互动，向读者收集了一些故事。有一些像我一样，之前没有在意妈妈的“不正常”，或者姐姐不舒服，然后其实有很多人的至亲已经不在了，偷偷摸摸地自杀了这种情况。
我想来特别后怕，因为我妈也做了很多傻事，在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前，然后我一直在期待这本书快点出来，让更多人看到，让他们意识到，家里人真的可能就是生病了，你需要带他去看医生。
记得第一次和我妈在医院，医生偷偷跟我嘱咐：“这个严重的阶段，满脑子的就都是要自杀，你一定要看住你妈妈。”我就很焦急，她时时刻刻想自杀的话，我怎么能看得住呢？看不住怎么办？
医生就说：“你就盯着她吃药，按时吃/按量吃，你好好管着。她吃过一段时间，这自杀的念头就会慢慢消散的。她再吃过一段时间，她就不想自杀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过程，陪着她慢慢走过来的过程。
主持人：那么这本书出版以后，周围人读过后的反馈是怎样的？
冬雪：之前我们在一个微信公众号上做了一个书的首发，我就能看到很多留言反馈，就会有很多人说，想不到小左长的这么好看，这么可爱的一个人怎么会得抑郁症呢？
可能还会有很多人表示很心疼，书里写了好多抑郁症患者切身的感受。可能是我们作为平常人看不到，想不到，也体会不到的东西。他们的反响还是很好的。
玉敏：整个出书的过程，我们领导是特别支持的。包括书名和其他方面，她都一直坚持站在小左的这一边。
说实话，我们是做经管类的书比较多。《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这本书对我们来说是“意外之喜”。
冬雪：我们做这种类型的书很少，但我们一看到就再也放不下了。
主持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本书，我也问过左灯，你这本书你最希望谁能看到呢？她说其实她更希望让那些没有得抑郁症的人看到，让他们去了解这样的一种疾病，了解这样的一群人。这跟你们的初衷是一样的吗？
冬雪：对。我们为什么要读书，除了长知识之外，你也可以去拓展自己的人生经历。有些事情可能不是你经历的，但有可能是别人经历的，你可以去看一下，看看别人经历过什么，然后就好像自己也在那个过程里活过了一样。
我觉得小左写这本书，她是有使命感在的。然后我们把这本书做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我觉得我们也是有使命感的。因为出版这个行业其实就是一个分享知识的过程。
我们把抑郁症的相关知识做出来，分享给大家。这本书可以帮助那么多人，这就是我们的初衷和使命。我们要把它做好。
玉敏：我们整个团队是把它当作一项公益事业做。我们要做出版的社会价值，在这本书上，可能体现的更多一点。
当时我们在讨论定价，因为我们做的书定价都是比较高的，成本，用纸各方面我们都是用最好的。这本书定价的时候我想，怎么着也得定个58，68的吧。还要考虑到网上各种折扣。
然后冬雪她们就说，这本书一定要定低一点。我想说，这么非凡的经历，哪怕定高一点也一样卖的，像我这种家属，我对价格可能不敏感，我就是想知道她是怎么好的，怎么经历的，但是冬雪说我们这本书虽然四色印刷，但要做平装一点，要让更多的读者掏更少的钱去买这个书。
所以我就感慨，我们的团队的确是有信仰的！我们不是为了纯粹的多赚一点钱，我们是想把这个事情做成公益事业，就让更多的人接触了解到抑郁症。
冬雪：我们定价的时候会和发行部门的同事沟通，他们说，这本书的读者就是像玉敏一样，有硬性需求的读者，是迫切想知道怎么治疗抑郁的读者。
接纳还是最重要的，至亲的接纳，身边朋友的接纳，还有社会的接纳，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抑郁症患者的治疗也是，他自己看病治疗的确是一方面，但公众开始接纳这种病，这类群体，让公众知道这是一种病，不是病人作或者想不开，当大众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这就是接纳的开始。
这个可以为他们营造一个非常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我们就会对待患者更加理解和宽容了，这也是我觉得这本书的社会价值的最重要的一个点。
《我在精神病院抗抑郁》x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访谈摘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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