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症，这是每个人都避之不及的话题，更不想它降临到自己的身上。但人食五谷杂粮，孰能无病，感冒发烧的小病不足为虑，若是大病呢？若是绝症呢？可以说，一旦一个家庭中有人患上大病甚至绝症，将是对这个家庭巨大的打击，大病致贫，大病返贫，是许多家庭害怕或者正在经历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把钱给医生？换句话说，我们到底付钱让医生做什么？
治病！对，这是一个看似成立的逻辑，去医院花钱治病。可是这个问题的前提是身患不治之症，比如转移性癌症，或者任何相似病种的晚期，明知无药可治，还要拼命花钱，甚至“砸锅卖铁”，背负债务。这时候，答案就会各种各样了，为了多活一段时间，为了尽孝，为了完成未尽的心愿……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现象——万一治好了呢？心存幻想。患者求生的幻想可以理解，但医疗科学在很大程度上给这个幻想造成了一种可以实现的假象。在过去，死亡通常表现的更为突然，人们从认识到危及生命的疾病到死亡之间的时间很短，甚至可以短到只有几天的时间。而如今，迅疾夺去生命的疾病已成例外，对大多数人而言，如果不是突发灾难性的意外，死亡是在经历漫长的医疗斗争之后才缓缓而来的。于是数百年来形成的关于死亡的体验和经验在这个时代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给人类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死？什么时候死？
现实中，医生似乎了给了病人及其家属自主的选择权——治疗到什么程度由你决定，这句话说的更直白一些就是，什么时候死由你自己决定。但这个选择权实质上只有一个选项，因为对大多数病人及其家属而言是没有能力喊停的，他们或者承受着害怕焦虑不愿也不敢喊停，或者对现代医学充满幻想和期待。而在“顾客永远是对的”这一时代背景下，医患关系越来越错位了，医生尤其不愿意摧毁病人的期望，害怕自己做的太少，所以对每一位患者，哪怕明知是“无药可治”的患者，也尽可能地尝试一切可能的办法去治疗或者延长他的生命，避之不谈的是死亡。但医生往往忽略了患者的一个心理差异，当医生在想方设法地延长病人一到两年的时间时，病人内心的期待可能是十年，而医生若说可能延长十年，病人甚至会期待完全康复。在这种情况下，临床医生往往只能被动地进行治疗，不论他内心多么清楚病人的情况，知道起死回生的不可能性，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结果免不了有人财两空的情况发生，家属埋怨，医生委屈。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归根结底是医患关系和角色定位出现了偏差。
医患关系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权威型、资讯型和共同决策型。权威型的医患关系中，医生是权威，患者只需要接受医生认为对他最好的治疗。资讯型的医患关系中，病人是顾客，是消费者，医生提供专业的技术和治疗，病人的选择自己想要的治疗方法。共同决策型的医患关系中，医生的角色是帮助病人明确他想要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治疗目标，由此提供一种能够实现病人目标的最优治疗方法，这种方法不见得是医疗上最先进的，但是病人想要的。
目前的医患关系大多是属于资讯型，家属把病人送进医院，医生从专业技术的角度提供好几种治疗方案，最终由病人自己作出选择。在这种医患关系中，医生对技术的了解越来越多，对病人了解的越来越少。在死亡面前，每个人都在从技术和医疗科学的角度进行战斗，幻想拥有更多的时间。于是当死亡的时候，血管里残留着化疗的药物，喉咙里插着管子，带着呼吸机躺在冰冷的重症监护室，这根本就是在恶化每个生命余下的时间。
所以，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都应该认识到，医生的任务不仅仅是保证健康和生存，还有更远大的目标——助你幸福。
我们需要的是共同决策型的医生。医生可以放下思想包袱，正面接受医学力量的有限性，患者可以正视死亡的必然性。“你有哪些希望？想要如何度过余下的时光？你有哪些恐惧？你愿意做哪些妥协？”这是医生必须要知道的，从而双方才能共同作出一个最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案。比如一位癌症患者告诉医生，只要治疗结果是我能躺在沙发上吃冰激凌看球赛，医生就可以相应提供一种治疗方案，但如果患者说无法接受不能自己上厕所，那么医生就需要调整方案。
医生和患者都不能仅仅把疾病和死亡作为医学问题对待，我们把钱交给医生，不是一切以修复健康延长生命为目的，而是要考虑如何使余下的生命更加有意义，这关系到接下来的每一天，所接受的治疗都是可以让我们快乐和幸福的。
把今天过到最好，而不是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以生命的尊严作为生存追求，以保持有意义的生活作为共同目标，医患双方都面临着更长的认识和学习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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