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少数民族政权的更替，总伴随着文人墨客的壮烈，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争论，总离不开崖山跳海的士大夫文人的气节。
除了秦朝和隋朝，似乎每个汉人主导的朝代总有人念旧，例如中山靖王八杆子以外的刘玄德，蜀汉延续了42年；西晋永嘉南渡，大约是第一次在南方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唐朝的粟特突厥混血儿安禄山大闹一场，也还是苟延残喘了一百四十多年，至于后唐，南唐，更是说明了这种尊重；宋朝不必说，不断南迁最后抱着小皇帝投海自尽，军民皆殉节；明朝末年如此不堪，依然有南明王朝残存，以至于朱三太子都有人拿来掀起风波。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阎应元一届穷酸，也比不上史可法永流青史，仍然带领几十万江阴子弟抗击八十一天，全城皆战死，剩余五十三人……
相比而言，少数民族政权大一统后，依然面临着文化融合的问题：蒙古分类治之，民苦，但核心是儒未用而法太盛；清朝相对好一些，毕竟满汉共存的大道理一直没有概念，以至于汉人血统的满人皇帝更是得心应手一些，但仍然无法掌握平衡，逃不了文字狱的禁锢。
崖山之后，中华文化并未断裂，而是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对于道法儒的平衡理解上有了偏差，外儒内法，兼而有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礼仪和气节，可不是你自己说有就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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