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边防一直是大患。太祖赵匡胤从立国的时候起就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为此甚至单独设立了一笔“封桩库”银，打算从契丹手中赎回。
1127年春，女真攻陷汴梁（开封），掳走徽钦二帝，康王赵构于应天府（南京）称帝，建立南宋，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变”，宋朝只剩下半壁江山。
岳飞一直幻想着一雪靖康之耻。他分别与绍兴六年（1136年）和绍兴十年（1140年），从湖北出兵，进行了两次北伐。两次战事都很顺利，第一次由于粮草不足，被迫退兵，第二次则是被宋高宗十二道金牌催召之下，忍痛班师，十年之力，废于一旦。绍兴十一年底，岳飞被害死在临安狱中。
德祐二年（1276年），临安（杭州）陷落，五岁的小皇帝宋恭帝投降元朝。
祥兴二年（1279年），在“崖山海战”中，陆秀夫背着九岁的少帝赵昺蹈海自杀，南宋灭亡，三百一十九年的宋朝历史到此彻底结束。
我们后代普通人，对于这段历史不能只关注宋朝，还应关注当时的各少数民族，他们的历史和宋朝史一起，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要想了解那个时期的完整历史，李涵教授的这部《宋辽金元史论》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一、范仲淹御夏
1038年，西夏李元昊自立为帝，国号“大夏”，定都兴庆（今宁夏银川市）。当时尽管宋朝的边防力量十分薄弱，宋仁宗还是力主绝和问罪。
《敦煌 (1988)》
康定元年（1040年），李元昊率兵攻打延州（今陕西延安）。交战中宋军大败，只好紧闭城门。幸遇大雪，西夏兵自行退去，延州才得以幸免。
为了抵御西夏，朝廷任命范仲淹担任陕西都转运使。范仲淹认为西夏境内多沙漠，粮草补给十分困难，应以防御为主，打持久战，不能进攻。
当时包括宰相吕夷简和主帅韩琦都主张应主动进攻，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仁宗下诏，准备于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进讨。范仲淹当即上疏表示反对，仁宗最后采纳了范仲淹的意见。
《敦煌 (1988)》中的李元昊
元年二月，韩琦接到探马报告，元昊出兵渭州（今甘肃省平凉市），韩琦尽出其兵截其归路，结果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附近惨败，战死近七万人。仁宗这才最终认识到范仲淹的主张是正确的，统一了认识，确立了以防御为主的方针。
《历代圣贤名人像册》中王安石像
由于王安石罢相，新法由宋神宗坚持继续执行，众大臣一直反对新法。元丰年间（1080年～1082年），宋神宗亲自主持了一场官制的大改革，史称“元丰改制”。
在此之前，宋朝虽然一直实行唐代的“三省制”，即“中书取旨，门下覆奏，尚书施行”，但是三省都是宰相的权力范围，直接对宰相负责。
新官制废除了原来的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的制度，以尚书省的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首相（左相），尚书省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次相（右相）。左相行门下封驳之职，右相行中书取旨之职。门下省、中书省另设侍郎各一人，此四人代替了原来的参知政事。而尚书省的长官即为宰相，原来由检正主管的大部分职务划归到尚书省的左右司郎官。尚书省左右司，亦称左右曹，号为都司。检正或都司都相当于宰相的办公厅主任。
元丰改制后，皇帝直接向三省官员发布命令，参与到朝政中，加强了中央集权。而都司其后权力日重，实则加强了宰相的权力。其后权相如蔡京、韩侂胄、史弥远等人的出现，与之不无关系。
关于古代各个朝代的官制，钱穆在著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有详细介绍。
三、曾布与市易务案
曾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弟弟。他与吕惠卿协助王安石制定新法，深受重用，吕惠卿因父丧丁忧，曾布接替他“都检正”的职务，期间许多新法措施皆出自他的谋划。
市易法是王安石变法的举措之一，于熙宁五年三月颁行，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市易司），在平价时收购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做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
熙宁七年（1076年），朝臣大力反对“市易法”。三月二十日，神宗令曾布查明市易务有无违法之事。曾布向市易务的主管魏继宗了解情况。魏继宗本是“市易法”的传导者之一，这时“愤惋自陈，以谓市易主者摧固掊克，皆不如初议，都邑之人不胜其怨。”直指市易务三司使吕嘉问多收利息，利用官府权力而行兼并之事。
曾布如实上报之后，王安石大为不满，认为曾布借机反对新法。他让丁忧期满的吕惠卿参与调查，吕惠卿准备隐瞒真相，两人之间发生的激烈的冲突。
这时王安石请求退位，举荐吕惠卿代替自己。神宗批准，因为要倚重吕惠卿，便不再追究市易务案。
吕惠卿上任后，反追究曾布。将其杖八十，外放知饶州。曾布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第二年，吕惠卿被罢免，神宗有意召回曾布，询问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还是不肯用他。曾布的不得用，是新党的损失。
四、寇准之死
寇准性格耿直，疾恶如仇，好直言，常在廷上和皇帝与大臣争论。太宗和真宗对他都不喜欢，他也得不到皇帝的完全信任，同时还得罪了许多大臣。
天禧四年（1020年），真宗风疾（中风）加重，经常胡言乱语，难以正常处理政事，政务都由刘皇后处理。刘皇后的预政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强烈反对，主要以寇准为主。
《寇老西儿》 (1997)， 葛优饰演寇准
寇准一直反对皇后理政。这年六月，他秘密建议真宗令太子监国，并罢免丁谓。不料事机不秘，丁谓跑到真宗面前告状，要求罢免寇准。这时真宗却忘记了之前对寇准的承诺，反同意了丁谓的要求，将寇准罢相。此后真宗又忘了此事，问左右为什么久不见寇准。经过一场场的斗争，刘皇后排除了她的主要政敌，为以后的临制称朝，铺平了道路。
乾兴元年（1022年），真宗去世，十一岁的太子赵祯即位，是为仁宗。真宗遗诏军国重事“权取”皇太后处分，刘后开始垂帘听政。
刘后听政后，将寇准贬到了雷州（今海南岛）。由于环境恶劣，寇准虽对逆境处之泰然，毕竟年事已高，一年多后，于天圣元年 （1023年），病逝于雷州贬所。
天下第一针 (2014)中的刘太后
明道二年三月二十九日（1033年5月11日），刘太后病逝。宋仁宗为寇准平反，追复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太子太傅。
五、断事官
蒙古在成吉思汗建国之后，忽必烈改制之前，最早设置的政务官司叫“断事官”。这是与“万户”并列的重要官职，以执行法律为职责，其权力很大，可断人生死。中书省断事官司秩正三品，相当于丞相。
书中提到了“怯薛”，但并没对此详细解释。在成吉思汗时代，“怯薛”从属于主君个人，而不属于整个氏族。怯薛是一个特权阶级，地位很高。一方面是可汗的护卫，是军队的中心力量，同时负责皇帝家事，另一方面是蒙古初期的中央行政机构，掌握政治权力。所有的执事官都是由怯薜担任的。
作者认为，断事官是单独的机构，和“怯薛”并没有关系。
忽必烈改订官制后，另立中书省，成为最高的行政中心，所有的断事官机构改成“大宗正府”，其实权大为削减。
元太宗窝阔台汗真像
“必阇(dū)赤”是管理文书的官员，是一种怯薜执事官，为中书省的前身。元太宗三年（1231年），窝阔台设立中书省，作者认为，这时，中书省就从怯薜执事官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政务机构。
中书省在处理文书之外，还承担征收赋税的任务。而它当初的设立，正是朝廷决定采用汉地赋税制度的结果。直接隶属中书省的机构，是十路征收课税所。课税所除征收赋税外，也有监察地方行政的责任。
这时，断事官的地位还在中书省之上。忽必烈中统年间改革官制后，中书省成为行政中枢，断事官趋向没落。
六、七万户
太祖十七年（1222年），刘黑马袭祖父职为万户。窝阔台在位时，任命萧查刺(石抹也先后人）和山东史天泽（史天倪后人）为万户。灭金前后，在河北、山东一带，又增设了四个新的万户，其中，有明确史料记载的为张柔、山东严实、山东张荣，最后一个万户，作者推测，应该是山东李璮(tǎn)。
河北省正定县南城门（长乐门）内的史天泽雕像
这样，连以前的三个万户，合称“七万户”。
这些万户都是世袭的，既是当地的军事长官，又是行政长官，拥有生杀大权，可以自行征税，基本上可以相当于汉代的诸侯或唐代的藩镇。他们对于朝廷的义务主要是出兵和纳贡。
中统元年（1260年）五月，忽必烈设立十路宣抚司，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监视诸万户。之后，忽必烈采用各种手段，极大地削弱了他们的权力。
本书作者李涵教授是八十年代初第一批活跃的专家学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扎实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这一点从本书中就可以看出来。如今，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论文和专著不再束之高阁，“庋藏焉”，而走到普通读者面前，让大众也有机会能够学习并领悟这些学者的思想和风范，实在是一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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