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在拜读易中天老师的《魏晋风度》,略有感觉,简单的梳理一下内容和自己的想法。
从之前《易中天中华史》的结构来看,叙事和谈文化大概五五开,而这本《魏晋风度》基本上都在谈文化,对于叙事最多只有一成,大概九成的部分都在描述文化。所以可以理一理,为什么这段时间的文化这么值得探究。
二
魏晋前承历史第一帝国——秦汉,在此之前,虽然夏商周都称为王朝,但是夏商为奴隶制社会,是以部落为单位,周为分封制,以小国家为单位。而秦朝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实施的是郡县制,彻底打破了之前的社会体系。汉代的郡国制沿袭的也是秦朝的郡县制。一个一统的国家,由于社会安定,会产生一种东西,叫做家族。
在汉朝时期,官员的选举制度为举荐制,比如曹操就是举孝廉而进入官场的。因此大家族的人会抱团,以求在朝廷获取职位。整个朝廷就会是这些大家族垄断,被称为士族,东汉末年的袁绍,杨震等,被称为“四世三公”,就是士族垄断的典型代表,而东汉皇权旁落,贴近皇帝的外戚和宦官,组成了东汉末年皇权外的三股势力,在董卓进京后,外戚和宦官势利都被剿灭,仅剩下这些士族。在乱世之中,没有国,只有家,因此士族作为一个团体,逐渐的发展为一个现象。
三
与曹操法家寒门制度不同,曹丕称帝后立即推出了迎合士族的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就导致了士族对官场近乎垄断,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情况。也就是说只要你的出身是士族,那么你就一定能当官。
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士族子弟不需要努力就能进入官场当官,那人生还有什么追求呢?
没事干的时候,总需要找一些精神寄托,比如寄情于山水。
四
魏晋的风度,大致如此吧,没有世俗的压力,这些士族子弟就开始思考人生。
人性的觉醒,造就了魏晋时期对于审美标准的变化,无论在魏晋之前还是之后,一个人的道德、操守、气节都是他的评判标准,而在魏晋时期,评判一个人的标准就变成了他的品格、才情与风韵。魏晋名士对内心世界与个人精神气质的追求,是一种对美的追求,促成了魏晋时期文学自觉的时代,“为了艺术而艺术”。
那么,名士的标准是什么呢?
五
其一、名士必须为大家族子弟
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精力都放在谋生上了,哪来的时间思考人生,培养才情?在当时被熟知的名士,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王导、谢安、陶潜等无一不是世家子弟。
其二、穿一件大袍子
这其实是由于吃了“五石散”导致的。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如此一来,皮肉会发烧,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紧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其三、要会清谈
“清谈”是相对于俗事之谈而言的,亦谓之“清言”。士族名流相遇,不谈国事,不言民生,谁要谈及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强兵裕民,何人政绩显著等,就被贬讥为专谈俗事,遭到讽刺。因此,不谈俗事,专谈老庄、周易,被称为“清言”。
六
纵观整个魏晋,几乎都是皇族与士族在共同治理天下,尤其到了东晋,皇权几乎旁落,由四大家族分别掌权,而这些士族人都在清谈,那么国家如何强盛?
整个国家处于一种“病态”下,上层不思如何强国,下层无法往上爬,导致了整个国家无时无刻不处于动乱之中,西晋时期八王之乱,东晋时期有王敦之乱、苏峻之乱,以及桓温未遂的篡位图谋,孙恩之乱、桓玄之乱、卢循之乱。苏峻之乱时,建康宫阙被焚毁,桓玄之乱时,甚至国号被改为楚。至于内战,自然在所难免。
动乱的结果,就是政权最终倾覆,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七
乱世出英雄,也出思想。事实上,正如有春秋战国的礼坏乐崩,才有百家争鸣;有汉末以后的腐朽溃烂,也才有魏晋风度。不同的是,百家争鸣备受推崇,魏晋风度却褒贬不一。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讲究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心怀天下。比如儒家,近乎成为中华文化的支柱思想,再比如法家,其法制思想一直影响至今。
而魏晋时期的思想,虽然作为人性觉醒的开端,对唐宋元明清的文化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但究其本质,是由于文人对现实的逃避,行事就会近于犬儒主义,不谈实务而纵情声色。
八
那些被认为风流潇洒,放荡不羁,不愿意向现实低头的名士,最后有几个是有好下场的?活成了这样,还有几多乐趣可言?说他们是名士,活到最后,何来风范可言?
史学是对人的生活的记录,文学是对人的生活的描写,哲学是对人的生活的思索,想象力是让你觉得他们牛逼,潇洒有风骨的根源。
可能你在思考他们的风骨的时候,在古代的某个时间,他们也像你一样,思考着什么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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