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过你的稿子了，写的真的很好，很有思想。”两个礼拜后，我在一家咖啡厅又见到了那名姓高的女编辑，她这么对我说道。
“但实话实话，你这样类型的小说现在在市场上很小众，如果你执意要出的话，有可能是惨败。那样对我们社不光是损失，对你可能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我承认这部作品所具有的巨大的思想和文学价值，但这些归根到底不是商业价值，说白了，它出版了几乎没办法创造效益。”她很严肃地说。
我沉默，我说“我还是想出。”
她也沉默，她沉默的比我沉默的时间还要久。
我很感谢她不是在觉得我无理取闹。
“还有一个办法，”她抬起头，不再玩弄手里的咖啡匙，“要不您试试自费出版？这样也算圆了您一个愿望，而且就算销量不好，也不会影响我们社的业绩——退一万步说，恕我直言哈，就算卖不出去，您赠给朋友亲戚看看，到时候社里这边再帮着寄给一些出版媒体的老师看看，口碑也就算出去了，您也不会太亏，您看如何？”
“那自费出版价格多少？”
她张开了五指，朝我比划了比划，“起码得这个数吧。”
我想了想自己还有多少存款，又想了想能不能像家里借点。在她看来这又是沉默。
我说行。
“其实你也不用那么担心卖不出去，我这只是我个人估计的结果，你的小说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真的很有价值的。”
我知道她是在安慰我，我没说话。
“我只是怕你接受不了失败。”她看着我，语气很凝重。
“我不怕接受失败，毕竟到现在为止我还溺在失败里。”
沉默。
“我只是怕我没尝过成功。”
又过了大概一个礼拜，高老师（那次咖啡厅的会面之后我就称呼她为高老师了）给我打电话说我的稿子过了选题，上面允许自费出版了。
选题会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电话里她还跟我说了些其中的细节，说她同事觉得这种稿子未免太荒唐，如果这种稿子也能出版简直就是浪费书号和公司的人力物力，不过好在她一再劝说担保，再加上上面见这稿子题材也还算不错，也算有惊无险的度过了。
我猜那个提出抗议的同事就是她后边坐着的那个臃肿女，不过我没问，这些无关紧要。
我回了趟家，和父母又要了些钱，说是要创业开公司。再加上自己的一点积蓄，凑了五万多块钱，给高老师打了过去。
我想我的父母他们一定觉得我很败家，但我毕竟是他们的儿子，刚刚毕业不久，他们也不好说出来。我不是不想对他们说，只是没什么可以说的，也只好不说。
处女作新书在一点一点成型，我在家里呆了几个月，在新的一年又到毕业季的时候，回了趟学校，见到了宿舍里那几个素未谋面的学弟室友，我打了招呼，把东西收拾了收拾，准备陪学校湖边的那群鹅再呆两天就回去，这时高老师给我发来了消息，说样书做好了，寄我看下。
我发给她了学校的地址，看着那群鹅，忽然打算先不回去了，等书发行了再说。
现在想想那时的我在潜意识里已经做好了惨败的准备，书的事情一有颓败的现象就赶紧去找工作谋生。那两年的挫败已经让我对生活的每一个细微的转折点格外的敏感和焦虑，每逢这种时候我都如同惊弓之鸟：还没怎么样，一惊一乍地先把自己吓到了。
我在学校边上找到了个二手转租的房，租了两个月。找二手转租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便宜，二是可以租的时间短，不必有太大压力。样书来了，做得挺好的，封面与装帧设计和小说的内容很贴切，几乎还原了我想象中的样子。
再后来，就是正式发售了。没有预想之中的惨败，反倒是出乎意料的成功了，如果用现在的我的角度去评论的话，是“惨烈的胜利”。
......
真是想喝酒啊。
孤僻的日子过惯了，却连瓶解闷的酒都没有。这几日鸟叫声又消失了，消失得干干净净。
我也放弃去找它了，有缘总会相遇的，有相遇的念头，便会相遇的。世间的任何事情，哪逃得过人的一个“念”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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