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筷分餐制会再次成为疫情下的“暂时性文明”吗？
作者：陳雪溶
所谓分餐制，是消费者每人享用自己的一份饭菜，不交叉混食。此外公筷制为自觉使用公勺公筷，提倡简约餐食。《人民日报》海外版曾记载了这样一种情况: 小杨和朋友去北京世纪金源购物中心的某家饭店聚餐，服务员端餐具上桌时，他们诧异看到是每人两双筷子，一双黑一双白，迥异于以往用餐。服务员为此细心地解释了响应疫情号召的缘由，并体贴进行了颜色区分。
但凡餐厅这样的做法，是一类为顾客身体健康着想、短时间内提高餐厅经营声誉的合理饮食“新食尚”。公共餐饮在新冠肺炎肆行期间尤其值得重视，中国人喜欢替朋友、家人夹菜的热闹，原本每人是否携带病毒都无法瞬间确定，交叉混食更加大了传染病传播的可能性。古语云“病从口入”，而近年幽门螺旋杆菌的发现几乎使“病”有了落定的身份——幽门螺旋杆菌。
世人恐癌、躲癌，甚至因自己检测出癌症而早早抑郁逝去，对极可能致癌的因素却怀大意、侥幸、“天下无贼”心理。 《柳叶刀》发布过一项科学分析：“全球13%的癌症发病，220万人的患癌，归因于各种传染性疾病。导致癌症的元凶排名前三的是，幽门螺旋杆菌、HPV和乙肝病毒。而东亚地区是传染性疾病致癌发生率最高的区域。” 幽门螺旋杆菌则作为合餐传染的元凶长久被人们不屑一顾！
幽门螺旋杆菌正是那往昔视为“最安全的五脏庙”的胃中的细菌，它导致了胃炎、消化道溃疡等疾病的大量引发，至至严重的情况是患上胃癌。其感染率在中国不断上涨，目前最新统计是达59%，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致力保护人类身体健康不受伤害的忠诚诫告！
人们所自豪的不分餐、不公筷传统其实沿袭了胡人的传统。合餐制在魏晋年代开始有形成萌芽，中原文化遭少数民族文化同化影响不少。唐代，围桌合餐等胡人风俗与“胡床”“胡桌”、高脚椅等一起流行中原，宋代，围桌合餐更风靡了从宫廷走向民间，教坊瓦舍、茶楼酒肆的路线，人们常常崇拜之“满汉全席”一词，即会餐文化的巅峰。而中国分餐习俗却由商周时代伊始，《礼记》文字记载：“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古代的分餐制能回溯最初传统吗？ 关于分餐制、公筷制，很多人抱不满、不愿习惯的态度，讲“吃饭还不就图个热闹”，感伤分餐制将破坏餐桌上亲切氛围，带来隔阂感，许多老人更固守传统，表现出不理解、抵制情绪。我的想法是，分餐制一时全部改变确实梦想化，大量分摆餐具、饮具也造成成本耗费、原材料的大量浪费，应该先只执行公筷制，一张桌仅仅放一双或两三双颜色与诸私筷不同的公筷，大家可以用公筷为对方夹菜，保证不沾唾沫于上；其他根据餐厅饭店实行合餐的人力成本困难视情况再定，餐厅饮业增加筷子的成本可靠多渠道改善，比如政府拨款资助，或贴大海报提议消费者自带私筷，甚至饭店门口售卖未拆封私筷等。
公筷分餐制上一次的有效推行是在非典疫情的死亡魔爪下接受“习惯的屈服”，随着非典消亡，人们渐渐放心地拾回以前的“陋习”，就像我们养成戴口罩的习惯一样，周围环境安全后，自然似甩包袱一般丢掉。如此看，尽管有“兰州市安宁区30家大型餐饮单位推广“公筷公勺”分餐制”、“湖北一地明确堂食实行分餐制”的新闻，公筷分餐制的永远全覆盖执行仍不容乐观。
我看过印度国宝演员Aamir Khan的《真相访谈》第一季第七集，印度民众对“家庭暴力”的传统执念不逊于我们对合餐制的传统执念，观众席中有人针对此发肺腑之言就掷地有声：“比起我们正在失去家庭和睦的关系、儿女的尊重，舍掉这一点不好的传统有什么可惜的呢？” 理念可以套用公筷分餐的推行上，要搅动死水、引入活水需一步步改善，必须倚靠文化宣传、学校教育，或影视界拍相应的题材让我们公民有认识上的良好改变，惟有认识方面的大程度受教，法律才有自信心去强行规定公筷制、分餐制，才能阻止它再次成为疫情下的“暂时性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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