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洞主
前些天，我回顾了一部经典电视剧——《恰同学少年》。
这部描绘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国产剧，据说当年深受观众喜爱，仅中央电视台，上映 3 个月内就重播 5 次。
这部剧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它虽然沿袭了众多国产历史剧的传统，洋溢着官方语境下的正能量，但是，在追求写实的两位导演龚若飞和嘉娜·沙哈提的努力下，整部剧少了那种一致的伟光正基调。
就拿对主人公毛泽东的人物塑造来说，其中不仅能看到毛泽东奋发向上的朝气、坚持不懈的毅力和敢为天下先的魄力，也能看到一些性格中瑕疵，甚至缺陷。在我看来，后者更值得我们警醒。
电视剧里，作为师范学校的一名学生，毛泽东想要组织一个青年团体，他认为成立团体就是要改良社会，对此，好友萧子升反对说，“成立一个青年团体，我同意，但以此就要改造全中国，未免好高骛远。改良社会，必须是积跬步而致千里的过程，一天到晚只想着万里宏图，那样只会成为空中楼阁。”
听到此话，毛泽东不服，他说，“照你这样想，这世上就没有什么英雄豪杰了。”
与之类似的争论不止一次，但自始至终毛泽东都不喜欢渐进的进步，只想成为“英雄”，靠做大事力挽狂澜。别人不同的想法从没听进去一丝一毫，因为他无比自信，甚至可以说到了自负的程度。
事实证明，在乱世之中，在战争年代，这种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的激进想法，在转化为行动后最为有力，可是如果是在和平年代呢？世事在变，但自负而固执己见的性格，使得毛泽东几乎从未质疑过自己想法的正确性，而且，这种性格伴随了他的一生。
建国后，战争的硝烟渐渐淡去，此时的毛泽东早已年过半百。在 1959 年 8 月的庐山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散发了一份“意见书”，批评毛泽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草率、过分”，他尖锐地批评道：
我们被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迷惑了，一些左倾思想台头，总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按一些同志的观点，政治挂帅就能替代一切……但政治挂帅不能替代经济规律，更不能替代经济手段。
这时候的彭德怀就像当年的萧子升，只不过，他面对的已经不是一个学生，而是拥有了极大权力的政治家。
对于异见，毛泽东还是听不进去，表面上，他承认自己对经济灾难负有责任，但实际上，在 1959 年9 月 17 日，彭德怀元帅被解除了国防部长职务，并由林彪接替。
此外，关于毛泽东的秉性，还有一点不得不谈，那就是面对规矩与秩序时的非理性反抗。
在《恰同学少年》中，毛泽东的许多个人习惯与学校的规章制度相冲突，比如学校要求学生全面发展，每门功课都得力争上游，但毛泽东文科成绩很好，理科却极差；比如学校要求学生按时回寝，按时熄灯，但毛泽东喜欢熬夜看书。
对于这些矛盾，学校领导最初视毛泽东为天才，要特殊培养，于是对毛泽东学不好的功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了满足毛泽东开夜车看书的习惯，校长孔昭绶甚至把阅览室的钥匙交给他，方便他在熄灯后有地方读书。
于是，这些矛盾貌似消失了，可是后来，新校长张干看到学校对毛泽东的“纵容”，愤怒异常，不准许对毛泽东特殊对待，且增加了许多新规矩。个性张扬的毛泽东一次次与规矩产生冲突，且愈发激烈。
期间，毛泽东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规矩不好，就要打破。
诚然，已有的规矩和秩序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有时甚至会扼杀人才，但是最让我惊讶的是，面对规矩与秩序的不合理，毛泽东的反应几乎只是一味地愤怒与反抗。“不破不立”的观念在他心中固化，他总是思考如何才能打破腐朽的链条，而从未考虑是否只有“打破”这一条路可走。
幸运的是，秉持破旧立新的观念，毛泽东在战争面前笑到了最后。不过到了和平年代，他想到的依然是大刀阔斧的革命，而非循序渐进的改革。
文革前夕，毛泽东警觉到可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新官僚阶级抬头和与苏联修正主义妥协的情况，如果按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的话，他毕生所做的动员群众的努力将付诸东流，党将会失去群众基础，国家将再次沦落到依赖苏联的地步。
于是他决心给予所有人一场彻底的震撼，改变权力结构，促使人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发生一场“不可逆转的转变”。
文革期间，毛泽东鼓动红卫兵“打倒权威”，告诉他们“造反有理”，这时候，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学生时代的毛泽东，面对限制自身的规矩，做出的是非理性的蔑视与反抗。
美国政治学家、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认为，这种非理性的反抗性格，根植于毛泽东的童年，毛有一个极为专制的父亲，父子间经常性的激烈冲突塑造了他的这种性格。
联系到电视剧《恰同学少年》，我们就会发现，毛泽东早年的很多性格特质一直延续到了他的后半生，成为根深蒂固的精神痼疾，比如固执己见，少有包容异见之心，比如热衷于非理智的反抗……可以说，如果一个人的某些人格缺陷，不能被自己意识到并改正，那将后患无穷——对于那些拥有聪明与才智，还拥有地位与权力的人尤其如此。
每个人都在时间的长河中不断长大，但生理和心理上的成熟，不代表人格的完善。性格作为一个人的底色，它有多重要，我想自不必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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