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之佛教进入中国的时间和早期传播

上章讲了印度佛教被印度教取代，在印度灭亡。但佛教在公元前后开始由印度向北方和东方经过陆地和南洋传入中国，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佛教在中国却获得了辉煌的发展。下面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首先是传入的时间，一般的说法有两种，第一是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第二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为何有两种说法，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他们根据《三国志‧卷三十‧倭人传》后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戒传》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这里记载了西汉哀帝时大月氏使伊存来中国口授佛经，但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证据有二，一是认为《魏略》是传说，不足为信；二是他们考证大月氏君主于西汉哀帝尚未信佛，派人来中原传经也不足信。个中真伪，我们无需深究，只要知道就行了。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认为，据《魏书·释老志》：“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顶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羣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於天竺，写浮屠遗范。”说的是明帝派人出使古印度描摹浮屠遗像。

另有“初，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 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象焉。”（《后汉纪·后汉孝明皇帝纪下卷第十》）说的是明帝遣使天竺问其道术。“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讲的是中国开始有人信奉佛法。

在《资治通鉴第四十五卷》说得较为详尽：汉纪三十七汉明帝永平八年丙子，募死罪系囚诣度辽营，有罪亡命者，令赎罪各有差。楚王英奉黄缣、白纨诣国相曰：“托在藩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以闻，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齐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其书大抵以虚无为宗，贵慈悲不杀；以为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故所贵修炼精神，以至为佛。善为宏阔胜大之言，以劝诱愚俗。精于其道者，号曰沙门。于是中国始传其术，图其形像，而王公贵人，独楚王英最先好之。

从以上我们可以知道，虽然第二种说法有史实证明，但佛教文化早在永平十年之前就已经进入中国，只不过开始有佛经和佛徒应该是第二种说法较为准确，加之有中国第一座佛教寺庙“白马寺”的建立更加印证了第二种的说法。

我们再检索一下白马寺的来历，据《魏书》载，永平八年，蔡、秦等人踏上天竺的征途。在大月氏国，遇到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佛白毡像，恳请二位高僧东赴中国弘法布教。永平十年，二位印度高僧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洛阳。汉明帝见到佛经、佛像，十分高兴，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亲自予以接待，并安排他们在“鸿胪寺”暂住。永平十一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取名“白马寺”。

白马寺是中国第一古刹，世界著名伽蓝，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有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之称，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此译出《四十二章经》，为现存中国第一部汉译佛典。在摄摩腾和竺法兰之后，又有多位西方高僧来到白马寺译经，在公元六十八年以后的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有一百九十二部，合计三百九十五卷佛经在这里译出，白马寺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译经道场。

了解了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以后，我们来看看佛教是经过怎样的路径进入到中国的。佛教传入中国有两条途径，一条是陆路，由中亚传入新疆（古西域地），再深入内地；一条是海路，由现在的斯里兰卡、马来西亚、越南等地进入广州（古南越地）或东部沿海。这样经过时间的浸淫，人们渐渐认可和接受了佛教，开始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

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佛教与当时中国的主流儒家文化是有一定冲突的，比如说剃度，比如说禁欲，比如说离俗等，它们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相抵触的。《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就与剃度冲突；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与禁欲相冲突；而离俗就与孟子所说的“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和“不能事君”的不忠不孝思想相冲突，那佛教进入中国后是怎样一步步让人认可并接受的呢？

想要知道佛教在中国站住脚跟，并逐渐影响了万千大众，请看下章《佛教文化之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接上）

上章讲了佛教进入中国的时间和早期传播，但佛教与我们传统的儒家思想有一定的冲突，那么佛教是怎样一步步让人们改变观念认可并接受了呢？

谈这个问题，有一个避不开的问题，那就是佛经的翻译。佛教传入中国发展形成中国佛教，大致经历译经、形成学派、创立宗派三个阶段。

佛经原典根据流传和出土情况来看，主要由三种语言写成：巴利语、犍陀罗语和梵语，前两者是俗语，后者是雅语。古代印度邦国割据，方言各异，却同属于婆罗门教文化圈，梵语被称为雅语。巴利语是一种以古印度西部方言为基础的文献书面语，属于俗语。犍陀罗语是古印度西北方言，也属于俗语。这些用外来文字写成的佛经和用外来文字传教的高僧到了中国后，首要的问题就是译经。

在东汉时，译经的代表人物是安世高和支谶。安世高，本名为清，字世高，是西域安息国的王太子。自小聪明仁孝，刻苦好学，博览国内外典籍。他于东汉建和元年(147)到达洛阳。那时，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已有一百多年了，在宫廷中和社会上已有不少信仰者，为了让社会上更多的人了解和信仰佛教，他随即学习并很快通晓汉语，开始翻译经典。

安世高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译师，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佛学。他共译佛经三十五部四十一卷，主要是小乘系的佛经。安世高所译的佛经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辨而不华，质而不野，给当时初学佛教的人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佛教徒可以通过这些译典加深对佛教的理解。

支谶，即支娄迦谶，贵霜帝国僧人，本是月氏国人。东汉桓帝末年到洛阳，于汉灵帝时翻译《道行般若经》、《兜沙经》等。他比安世高稍迟，安世高所译的佛经是小乘经典，而他的译籍基本上属于大乘，内容广泛，所译的《道行般若经》对后来义学影响最大。“般若”学说不但为统治者所接受，而且深入平民中间，成为汉晋南北朝时的显学，可以说支娄迦谶是中国翻译和传播大乘佛教的创始者。

到了三国和西晋时，以支谦和康僧会为主要代表。支谦，三国时佛经翻译家，又名支越，字恭明，本月氏人，后随祖父迁居中国。受业于支谶门人支亮，深通梵典。东汉末，迁居吴地。因聪明超众，孙权拜其为博士，辅导太子孙亮。译有佛经《大明度无极经》、《大阿弥陀经》等。

他对从前那些过分朴质以致隐晦义理的译本很不满意，反对译文尚质，主张尚文尚约应该调和。从佛典翻译发展的全过程来说，由质趋文，乃必然之势，支谦则开风气之先。

康僧会，三国时期僧人，西域康居国大丞相之子。他于公元247年来到三国时的东吴，建立寺庙，供奉佛像弘扬佛法。不久受到孙权的信敬，并为他建佛塔，造佛寺，即现在的龙华寺。康僧会译编有《吴品》（亦谓《小品般若》）、《六度集经》等。他还注释佛经，他的佛学撰著（释经）比其译经影响更大，他曾注《安般守意经》、《法镜经》、《道树经》三经，并为作序。康僧会还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有佛，道，儒三家思想的僧人。

虽然有众多高僧为译经作出很大贡献，但作为外来文化，很难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并为人接受，所以佛经在开始译注时，高僧们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们在译经时往往以道家的概念来译佛教术语，以神仙方术为主要的宣传方式，向中国传统文化依附。东汉时，他们就依附黄老之学，强调清静无为，劝善止欲，魏晋时就依附玄学，高谈清净无为之玄致，迅速地进入上层统治阶级和士人阶层，结果出现了“黄老浮屠并祠,小乘禅学流行”的局面。

南北朝时期佛教才逐步独立，至隋唐才高度发展并形成各种宗派，但佛教走向兴盛却是在东晋时期，原因大致如下：第一是玄佛合流，第二是佛经的翻译最为完整、准确和流畅，第三是西行求法，第四是本土高僧的杰出贡献，下面逐一展开讲述。

对于玄佛合流，一方面体现在义理合流，另一方面体现在人物合流。西晋以来,随着佛典译经的鼎盛，如何理解和传播教义，成为佛教徒的一大课题。义学高僧们先是用所谓“格义”法，即把传统的老庄思想中关于有、无的哲学阐释格义和比附佛学中关于空、有的思想理论，后来又受玄学得意忘言派影响，主张不拘泥于文辞而直达意旨的译经解经方法，表现出玄佛合流的特征。这一切最终促使佛教融入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同时又彰显出其独立的品性。

人物合流的突出表现就是高僧与名士的惺惺相惜，比如东晋高僧支遁与王羲之、谢安、许珣等的交往。魏晋时代老庄的玄学极其盛行，佛教僧侣有的也加入了清谈的行列，佛经也成了名士们的清谈之资，而支遁几乎是这种风气的代表人物。支遁是一位典型的具有清谈家条件杂糅老释的僧人，获得众多名士的欣赏。

而在东晋太元八年，西域龟兹国的高僧鸠摩罗什入华，他精通经藏、律藏、论藏三藏，并能熟练运用，掌控自如。他与弟子与弟子译成《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等经和《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论，无论老幼，皆宜接受，其经文几乎家家都有，对中国译经和佛教传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西行求法是指汉地僧人或自发结伴，或受朝廷官方委派到西方求法取经。公元260年，白马寺僧人朱士行从长安出发，开启了西行取经之路。然而他最终只到了于阗，也只取得《大品般若经》梵文原本，但他为之后法显法师、玄奘法师等西行取经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法显是东晋西行求法的代表人物，他于公元399年从长安出发，时年65岁的高龄的他经西域历经磨难于晋元兴三年（404年）到达佛教的发祥地，拘萨罗国舍卫城的祗洹精舍。他一共游历30余国，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于413年归国。

当然东晋佛教的兴盛与本土高僧的贡献密不可分，如道安。自汉以来，佛学有两大系，一为禅法，一为般若，道安为二系之集大成者。道安重视般若学，一生研讲此系经典最力，同时重视戒律，搜求戒本至勤，又注意禅法。他弟子甚多，遍布南北，慧远、慧持等名僧皆出其门下。

道安是当时译经的主持者，在他的监译下，译出了《四阿含》、《阿毗昙》等经共百余万言。道安综合整理了前代般若、禅法、戒律等系佛学，作了校订和整理工作，并编出目录，遂使原本零散的佛学思想，得以较完整的面目呈现于世。他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本无宗”学派，成为般若学中创立最早、卓然有成的宗派。

还有慧远大师，净土宗之始祖。他二十一岁时随从道安法师修行，公元378年入住庐山东林寺，领众修道。慧远为道安的上座弟子，善于般若，并兼倡阿毗昙、戒律、禅法。因此中观、戒律、禅、教及关中胜义，都依仗慧远而流播南方。

佛教史上最早的结社是慧远与刘遗民等人，在阿弥陀像前立誓组织团体。这一结社的目的就是专修“净土”之法，以期死后往生“西方”。故后世净土宗尊为初祖。当时的名仕谢灵运，钦服慧远，替他在东林寺中开东西两池，遍种白莲，慧远所创之社，逐称“白莲社”，因此，后来净土宗又称“莲宗”。

佛教自进入中国，在东晋时代达到鼎盛，形成南北盛况，北方代表人物为道安和鸠摩罗什，南方代表人物为慧远和佛陀跋陀罗，从外来文化变成了主流文化，欲知佛教后续发展，请看下章《佛教文化之外来文化到主流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