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人类文明与城市密不可分。关于这个事实已经有了千百种解释，从贸易的需求、私有财产的积累、文字的诞生到大规模水利工程、神权和王权、武士阶层的兴起等等。通常来说，没有哪种解释足以独力承担起城市的起源或者城市如何区别于乡村这样宏伟的命题。若从所有这些解释中继续抽象，却可以得到些有益的看法。一言以蔽之，城市是富集与多样之地。城市来自于农业生产的多余、过剩，来自于人群会聚，来自于威望和权力集中，总之，来自于某种形式的供养和人类群体的分化。如果没有接受供养之处，就不会有提供农产品之处；城市和乡村必定是一起出现的。城市生产出穷人，那些本该死于饥荒的人们活下来了，所依靠的是多余之外的多余、过剩之外的过剩，但他们再也无法回到多余和过剩之中去。城市并非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骄傲，在漫长的时光中，它更像是所谓优雅的吸血鬼，永不停歇地从乡村吸取人口、粮食、织物、金属和石材，再披上高贵雅致文化的外衣，显得风度翩翩。
大多数时候，社会学是一门后知后觉的学科。当欧洲城市化已近于尘埃落定，社会学家们才刚刚开始探索这略显陈旧的世界——其落脚点正是剩余和多样。职业分化、社会整合、共同体与社会、陌生人社会、大城市的精神生活、社区与组织、人类生态学……现代社会和现代城市的诸般样态已经构成了人类生活的中心，这首先意味着宽容、妥协、灵活、公德、重利和冷漠，它们构成了异质性的陌生人群体得以和谐共存的基本条件。尽管社会学不乏洞见，但它出现得很晚，古典社会学家们所看到的已经是一个基本成型的工业世界，它的起源湮没于那被启蒙运动抛却的时代。社会学专注于当代，历史学则担起了探赜索隐的任务。城市史为我们提供了窥探过去的窗口，现代性的形象正是在那里渐渐成形的。
《北海之心》极具历史学与社会学洞察力，试举其一隅。阿姆斯特丹是一座独特的城市，甫一开始就带有自由与和平的气息。这里的人们需要与大海长期对抗，建设堤坝、稳固航道、排清沼泽，而不是一劳永逸地造出大规模灌溉设施。这个过程逐渐催生了一种原始的分权和民主的合作模式，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维持着阿姆斯特丹的公民自治和独立自主。贸易意味着用剩余去交换多样，在生产力有限的情况下，如果剩余太过集中或被用于炫耀，贸易就会衰退。阿姆斯特丹对炫耀和荣誉的鄙视，正是其重视贸易的另一面。对宗教信仰自由、思想写作自由、生活方式自由的要求，是贸易和资本自由的自然延伸。唯有如此，伦勃朗与艾尔斯·克里斯蒂安的相遇才有意义——来自远方的陌生人在相同的金币和法律下遭遇，若他们相似相熟，那么金币和法律就没有意义。尽管层次丰富、人物众多，黑尔特·马柯亦能娴熟地穿梭于个人、社群、城市和更为宏大的社会组织之间，准确把握不同社会群体、思想观念和政治经济势力之所欲与所为，深入社会结构与日常生活，以既冷静又富于人道的笔调，将阿姆斯特丹人八百年来的努力、辉煌、苦难与坚守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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