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栩
（作品：《光亮的红苹果》，［美］雷蒙德·卡佛 著，于晓丹 廖世奇 译，收录于《需要时，就给我电话》，译林出版社，2012年9月）
鲁迪不知道他究竟要对付什么，这就是他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在这个家里，鲁迪的狂躁让哈钦斯夫妇害怕，唯一不怕的是本。本对任何事都失去了兴趣，专注于他的个人世界。鲁迪搞不明白本的世界，同自己的兄弟失去了理解层面上的交流与亲近，鲁迪的问题成为困扰他的囚笼，逐渐显现出逼疯一个人的毁灭性的力量。
这股力量控制了鲁迪，使他急欲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办法是无效的，因其无效，鲁迪困居在家的日子里便以仇恨和泄愤来释放蓄积在内心的失望。
鲁迪看不惯家里的一切。鲁迪想拥有真正的安静，这是他对一切看之不惯的起因。可鲁迪并不知道“安静”的真义，它要求心绪的平静，要求同忍耐有关连的沉默。鲁迪同这样的要求格格不入，这个家里，所有人同“安静”的格格不入给鲁迪带来的困扰让他无法消除自己的愤怒。
哈钦斯夫妇家，家具稀少但干净整洁。一个因收入所限，生活状况一般的小户人家，但绝对称得上在意生活细节的严谨和规整。这不寻常，从中诠释出关于日常的严肃性让哈钦斯夫妇未曾脱离尊严的形式，不管它是否属于一种表象。如此论调有实例可循。没到月底钱就用光的时候，母亲哈钦斯背着一大箱苹果来到镇上，在强生药房门口叫卖。“她常拿一只红苹果在衣襟上蹭得发亮，然后递给强生先生和店员”。
尊严是母亲哈钦斯在人前极力维护的东西。它就像那只发亮的红苹果，光鲜亮丽，讨人喜爱。没人知道尊严背后的苦楚，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以另一种面目呈现难以明言的真相。
这样的真相被鲁迪看见，化做他对生活极度失望的痛苦。他不会明白，在自家的小天地里，哈钦斯夫妇以“爸爸”、“妈妈”称呼彼此，不过是爱人间表达亲昵的方式。鲁迪认真的将其误解成下流的说话，它们充斥于家里的每一寸空间，给鲁迪心头带去了他摆脱不了的烦躁。
烦躁的鲁迪在客厅走过来走过去。“一会儿撞翻一张椅子，一会儿打碎一盏灯”。鲁迪静不下来，他要一个爆发的借口，可那个借口对他来说，没有一个具体的形态。他就想这么一直紧张下去，在无可名状的心理高压下把所有人都搅和进来。
“所有人”，在鲁迪眼里，其具体所指并非来自世间，仅仅局限于家里放眼所及的几个人。哈钦斯夫妇和本。本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工厂受了伤，成了残疾人的本靠读书打发时间。鲁迪看透了本的做作，本埋头在书本里，只是靠书本来换取对记忆的逃避。书本背后的本有着同鲁迪相似的痛苦，他以书本作为掩饰，沉浸在自己的痛苦里，屏蔽了对世间所有兴趣的关注。
有时候，鲁迪希望本能注意他。他们是兄弟，相似的痛苦在同龄人的交流和沟通下有着一抒胸臆的可能。这种可能夭折于他们对各自的冷漠里。本是真的冷漠。鲁迪，则在不好意思先走出敞开心扉这一步的犹豫和计较下绷住了冷漠的脸面，同时也将自己推向了绝望的境地。
绝望，正是各种问题聚焦于实处的统称。每个月，有了本的一张小额残疾人支票，老哈钦斯就辞了职。鲁迪从没离开过家，“现在他最怕的是征兵。一想起要服役他就非常紧张”。紧张让鲁迪对外界产生了强烈的排斥。那是一个不在鲁迪个人中心内的外界，不仅仅包括世间，还包括家里的几个人。
这让鲁迪的愤怒明显表现为不计后果的对抗。对抗不负责任的老哈钦斯，一如既往维护爱人的母亲哈钦斯，甚至对抗本，这个对家里发生的任何事都待之以冷漠的兄弟。
鲁迪在心中亲手给自己设下了一个牢固的幻像，一个膨胀的自我，犹如野兽般支使着鲁迪四处冲撞。鲁迪也许疯了，也许是陷入崩溃的警示。总之，在他感受到外界巨大的压迫感向他袭来之际，“该结束了”是他挣脱束缚的努力。这样的努力终止于幻像的破灭。
家里没人把鲁迪当回事。即使鲁迪手里有枪，并且出言警告了哈钦斯夫妇，他们也不会将鲁迪的话放在心上。它导致了鲁迪最大的失望。眼见威胁性的话语不被父母重视，对抗整个“外界”的勇气在鲁迪心中降至冰点。处在容易受影响的年龄的鲁迪，真切感到了自己的失败。“外界”摧毁了鲁迪自我的幻像，无法结束混乱的他却能在绝望中结束自己的生命。
一切都那么逼真，逼真到生活的暗面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它们无法解决，总是在种种对抗里凸显情绪上的纠结。纠结于心中的困兽，当它难以冲破牢笼，自我的毁灭便是悲壮的终局。
2023.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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