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初冬,下放后的第二个年头,当了快两年的知青,已经跟农民完全打成一片了。在干完一年的农活休闲的时候,县里要组织一次全县文艺汇演。
这是我们下放后第一次,各级领导想到了知青,认为这是一批最合适的人选。于是以区为单位抽调知青集中在区政府脱产排练节目。
我和哥哥都被入选,哥哥还被委以负责人,由他安排演员角色、音乐指挥。那时候“八亿人民八个剧,全民演唱样板戏”,所以我们的节目也只能是演唱样板戏了。
哥哥从小酷爱音乐,对样板戏各个剧目熟记于心。根据知青演员情况他选定了《红灯记》的第五场折子戏,《痛说革命家史》。
照片来自网络这个节目主要三个演员,李玉和由一名男知青担任,李奶奶跟李铁梅就要在我们几个女知青中产生。当时除了我们矿务局的下放知青,区里还安排了一位本地居民知青参与。
都是10几岁的小姑娘,谁来演革命老妈妈李奶奶呢?我们受哥哥影响,一家人都是学校文艺骨干,样板戏的唱腔都模仿得有榜有样的,尤其是李铁梅的唱段滚瓜烂熟了。
一开始哥哥肯定安排我演李铁梅,可是剩下的几名女生,一来谁都不愿意饰演老太太,二来他们怎么演都不像那么回事。
哥哥没办法只好做我的工作,为了帮助他完成这个任务,要我接受李奶奶这个角色。我想不通,我已经练了好久的唱腔,也能拿下这个角色了,现在要换下我重新接受新角色。最不乐意的是我也不愿演老太太呀!
为了不让哥哥为难,最后只得含着泪应承了。
经过一个月时间全天排练,于12月初赴县城参加汇演。你能想象那是什么样的演出吗?我穿的衣服是借生产队老妇人的灰色上衣(电影里看到过的),化妆是用火柴棍的黑头画眉毛,为了更像老太太,头发上抹的粉笔灰。尽管尽力排演,但对自己并没有信心,毕竟跟角色气质年龄差距太大。
万万没想到的是我们的节目居然获奖了!最后一天获奖节目汇报演出时,县剧团借给我们服装,剧团的老师为我们造型化妆。镜子面前看到自己完全懵了,这还是我吗?一个真正的老太太啊!
更没想到的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三个主演,演出结束后,都被剧团留下待用。原来此次汇演的主要目的是为县剧团挑选演员。
那时候已经不叫剧团了,所有县级剧团全部改成“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们县剧团是演地方歌剧的,他的前身是旧社会一个戏班子,50年代初期来此演出,后被收留为县剧团,这个剧团留下来后还成为当时少有的国营单位呢。
文革中剧团的很多人都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或者调离剧团下放工厂当工人,留下来的人只能演出一些小型歌剧,花鼓戏、表演唱之类的。为了尽快排演样板戏,剧团急需扩编招生,补充根正苗红的新人,参与大型样板戏的群众演员。
我们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破格被录取了,对于我来说这是人生重要转折点。因为我姊妹三人下放在同一个生产队,父亲又是走资派被打倒,想要招工(至少在当时)真是白日做梦。这样的机会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事。
早在初中读书时,县剧团就来学校招生过,我的音乐老师曾经是剧团的演奏员。当时叫了几位同学去面试,我也是其中之一,让我唱了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歌剧唱段。且不说唱得怎么样,是否有希望被招生,似乎这些都不是我想的事。
当天晚上就寝后,同室同学问我如果能够被选上你愿意去吗?虽然只有14岁的我毫不犹豫的说“不去”,我要继续读书,将来考大学。
没想到命运捉弄人,别说上大学, 如今我没有了挑选职业的资格,能够参加工作,脱离农村才是我的目的。就条件来说我并不是当演员的料,被选中是因为太没有合适的人了,于是“滥竽充数”成全了我。不过能够在那么多参加汇演的人中被录用,至少说明我还是有几分“天赋”吧 。
与我同时参加培训的还有我的大妹妹,她没有下放在家待业,刚满17岁的她凭着当演员的天赋,没有经过汇演直接被招进来。
剧团将招来的30名学员进行培训,争取在最短的时间能够上台。两个月后淘汰了一部分学员,留下18个人,伙伴们戏称18棵青松(沙家浜)。学员班汇报演出我还是扮演李奶奶,只不过经过短期培训,加工造型,舞台上的我已经有几分形似了。
这是我们训练班的学院跟老师合影好事多磨,当剧团决定录取后,去我的原籍办手续,父亲的单位政审不同意签字,因为我是被打倒的走资派子女,属于黑五类。县里武装部军管了政府实权,剧团汇报给政委,没想到政委很硬气,放出此言:出生无法选择,黑五类也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签不签字我们都要。
这一关好不容易过了,等我回下放的公社去办手续又被卡壳。当了两年知情一直默默无闻,这回凭特长招工了,公社居然将我视为“人才”,书记说让我来公社当广播员,也是招工指标。我一听懵了,如果没有进剧团这一说,让我当广播员那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可是比较留在公社那我肯定会选择去县城工作,尽管当演员不是我的强项。
我等在公社,书记不签字,让我考虑考虑。虽然没有强迫我留下,但是我始终坚持还是要走。僵持不下的时侯出现了一位贵人,他是我们公社工作队的负责人,县卫生局局长,一个长得像瓦西里的高个子好人。他跟书记说,年轻人还是让她走出去,这样的机会不多,也许她去县剧团当演员比在公社当广播员更有前途,更能发挥作用。
就这样书记终于开恩签字,恩准我办手续离开。这位贵人后来我在县城工作后见到他,并当面跟他道谢!
多亏这些贵人相助,于是我很荣幸地成为了一名不怎么称职的演员(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而且从19岁就开始演老太太,李奶奶我并没有演多久。剧团排演《红灯记》全场移植歌剧时,李奶奶一角被与我同一天进剧团的妹妹取代。她的先天条件比我好得多,我只能退其饰演“田慧莲”的娘了。
一开始我是被动的饰演老太太,后来定型了,生活中举手投足也有几分“老太”,走到哪都被人视为老太太。
记得造型最形似的是一次扮演一位藏族老人,一开始我也没怎么想要演好这个没有一句台词的角色。慢慢的每天化妆我就琢磨如何让自己更与“角色”形似(我已经结婚,不担心嫁不出去了),我给自己安了“缺牙”。用一片茶叶放在牙齿上,远看就跟缺牙一样。
导演看到我扮相很像藏族老人了,就给我加了一句台词,这样我就有了一个群众甲的扮演者名单。开口说话了却经常不小心牙齿上的茶叶掉了,漏出一排白白的牙齿,再开口说话就根本不像老太太了。于是我想办法用黑色油彩沾在牙齿上,虽然很难受但不会掉了,更难受的是一直要坚持到最后谢幕。
短暂的演员生涯(7年)在我怀孕后就结束了。最为遗憾的是演了7年老太太,没能留下一张剧照和造型照。如果有,跟现在这个真正的老太太比较一下,或者40多年后再来看自己的当年,会有怎样的感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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